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期间，时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的廖运泽，在南京曾两次接待神秘的“北京来客”。一次是在1968年秋的一天，从北京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地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对南昌起义这段历史很清楚，所以要你写一份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林副主席领导的证明材料。廖运泽知其来意，但有意避开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简单介绍南昌起义的过程和主要领导人，当介绍到贺龙时，“来客”竟破口大骂“贺龙是土匪”。廖运泽看他们听不下去，索性闭目养神，不予理睬，装着睡着了，“来客”只得悻悻而去。第二次是在1969年冬，又有三个穿军装的人从北京专程而来。他们先拿出一本南京大学某造反派组织编印的《读报手册》和一本小册子，对廖运泽扬了扬说：“你们江苏出版的书上面，不是明明写着南昌起义是林彪和周恩来领导的吗？”言下之意，是要廖运泽不要再“执迷不悟”。接着又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放在廖运泽面前，不容分辩，也不让他过目，就要他在上面签名盖章。廖运泽非常气愤，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我是代理团长，如果说他是起义的领导人，那我就更是领导人了！”说着把“证明材料”推开，拒绝签字。“来客”火了，其中一人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摔，用手指着廖运泽，气哼哼地说：“我们部长（指林彪）是知道你的，你签字盖章对你有好处，否则，你要考虑后果！”廖运泽大怒，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玩这个（手枪）我比你们早多了，还怕这个！我绝不签名，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们见威胁利诱都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是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廖运泽将军，后来在“文革”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值此纪念南昌起义九十周年之际，作为淮南人，我们不妨打开历史上那光彩夺目的一页，一睹当年在那次起义中几位淮南人的风采。
据笔者现有史料记载，当年参加南昌起义者，安徽全省有六人，而其中有五人是淮南先辈，即寿县正阳关盐店巷的高语罕、寿县城南绵桥村的孙一中，田家庵区廖家湾的廖氏三兄弟廖运泽、廖运周和廖多瀚。
高语罕，1888年生，早年先后留学日本、德国。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1920年8月，参加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由李大钊、张申府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1926年1月，奉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任出席大会的中共党团书记，被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前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总指挥张发奎），随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军部驻庐山脚下甘棠湖烟水亭。
这时，叶剑英任第四军参谋长。面临革命形势急剧恶化，两人常在傍晚时荡舟湖上，以此作为掩护，交流信息，分析军情。7月24日，朱培德和黄琪翔等在庐山密谋，“邀请”贺龙和叶挺上山开会，欲趁机剥夺贺、叶兵权。叶剑英立即告知叶挺。次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泛舟”，商量对策，决定贺、叶不上庐山赴会，抓紧将部队（乘火车）开往南昌。7月30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立即将部队撤回九江，通缉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叶剑英闻讯，星夜下山向高语罕等密报。高语罕当即潜逃，乘火车于31日清晨赶到南昌，投入起义准备工作。
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高语罕作为由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吴玉章）首席秘书，执笔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宣言》和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通缉令》。《宣言》和《通缉令》均在由高语罕主笔的《民国日报》发表，南昌起义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廖运泽，1903年生，父亲廖子宾是反清革命志士，淮上“廖氏辛亥九兄弟”之一。受父辈们的影响，运泽幼时即向往革命。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26年加入中共，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代理团长（团长许继慎负伤就医），团部设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起义前，廖运泽先后两次赴江西大旅社“起义指挥部”，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一次是在7月27日下午2时许，聆听了周恩来对参加起义的团以上军官所作的起义动员报告；另一次是在7月30日下午3时许，到会接受战斗任务。这次会议对起义的行动目标和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负责缴第九军第七十九、八十团的械；七十二团负责缴第三军第二十三、二十四团的械。为完成战斗任务，廖运泽作了充分准备，计划采用演习夜行军方式，提前接近敌营，然后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全团官兵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急切盼望起义时间早点到来。但就在此时，突然接到前敌委员会紧急通知：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提前两小时行动。凌晨2时左右，起义号角吹响，顿时全城枪声大作，冲杀之声四起。廖运泽按事先策划，早已率领全团官兵以演习夜行军方式悄悄接近了第二十三、二十四团驻地，这时听到起义信号，打前锋的官兵迅速上前夺下敌军岗哨武器，用四个连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声冲进二十三团营房，用一个营兵力冲进二十四团营房。时值炎夏，敌官兵都在院子里铺席睡觉，身边没有武器，睡梦中忽然听到冲杀之声，顿时一片混乱，仓促应战，有的枪还没有摸到手就当了俘虏，这两个团很快就全部缴械，廖运泽和战友们不胜欣喜。到清晨6时左右，全城枪声停止，起义取得胜利。
孙一中，1904年生，原名以悰。父亲孙行芳，清末秀才，以教私塾养家糊口。一中幼时随父就读。1923年赴广州，在柏文蔚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眼界大开。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业成绩优异，受到周恩来赞扬。是年冬加入中共。毕业后被分配到学兵连任排长。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骁勇善战，升任副营长兼连长。1926年底调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营长。
廖运周、廖多瀚，两人均与廖运泽同龄。幼时受父辈影响，追求真理，一起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初，两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五期），次年，两人均加入中共，后参加北伐。
孙一中、廖运周、廖多瀚三人在南昌起义时同在七十五团，既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团的战友。孙一中任该团一营副营长，并任全团党的书记，是这个团的实际领导者。廖运周任一营参谋。廖多瀚任二营五连党代表。
七十五团是十一军二十五师的一个团，其前身是在北伐时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宾阳门等著名战役中屡建功勋，荣膺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全团除团长系张发奎亲信和团直机关军官外，其余官兵，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该团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但起义前仍驻德安。7月31日黄昏，孙一中让廖运周通知各营：“明日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8月1日，东方刚刚发白，队伍便沿着南浔铁路，向南昌方向疾进。到达马回岭东站附近，孙一中命令队伍停下来，遂以全团党的书记身份，向全团官兵宣布中共中央“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命令本团官兵截击从九江开来的军车，然后乘车奔赴南昌，参加起义。队伍迅速散开，隐蔽在铁路两侧。不久，远处一列火车从九江开来，喷吐着浓烟缓缓驶进车站，未等列车停稳，冲锋号一响，孙一中便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士兵，首先纵身跃入车厢。廖运周、廖多瀚及各队官兵随之一拥而上，到处响起“缴枪”、“下车”的喊声。敌兵被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乖乖地缴枪下车。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坐在最后面的车厢里，看到前面部队秩序突然大乱，知已不可收拾，急忙带几名警卫跳车逃匿。七十五团全体官兵迅速乘车，向南昌进发，黄昏时分抵达南昌火车站。起义总指挥部的代表早已在车站等候。得知起义已经胜利，全团官兵群情振奋，下车后荷枪实弹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城内，奉命驻守南门，担任警戒任务。
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南昌起义永放光芒！
（管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