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郑抱真的铁血传奇(中)
五、积极支持中共上海地下党活动
在开展抗日锄奸活动的同时,郑抱真还积极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等频繁联系，从钱财物各个方面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一天，郑抱真引荐王亚樵到达李克农约定会面的地点。见面后，李克农对王亚樵在抗日锄奸斗争中屡建奇功表示赞赏。王亚樵问李：“你是共产党？”李克农答:“对，我不仅是共产党，也是先生的皖籍同乡，你创立上海劳工总会时，我也相应过，当时我叫李泽田，现在改名叫李克农。”王亚樵惊讶地问：“先生就是李克农?”李克农淡淡一笑：“我正是”。双方经过交谈，加深了了解。王亚樵表示愿意交个朋友，以后有事随时吩咐，愿意效劳。李克农也表示，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斧头帮”不同于一般的帮会，从你们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拳拳爱国之心，你们不仅疾恶如仇、锄奸济贫，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你们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势不两立，却从未给共产党制造过麻烦，应该成为中共的团结对象，共产党的大门是随时为你们打开的。此后，上海地下党多次通过郑抱真商请王亚樵帮助筹集经费办印刷厂、开书店、支持东北人民抗战等事项，都得到了王亚樵集团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积极支持。
六、暗杀大王惨遭杀害
王亚樵“铁血抗日锄奸团”的锄奸行动，使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当局如惊弓之鸟，极大地推动了民众反蒋抗日的热情。蒋介石对王亚樵集团非常恐惧，在蒋下达的对其政敌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100万大洋，王亚樵的得力助手和高级谋士郑抱真为50万大洋。并命令戴笠尽快捉拿或暗杀王亚樵、郑抱真等集团主要成员。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憔、郑抱真等人受约在李济深的哥哥李任仁家吃饭，“四大金刚”之一的余立奎之妾余婉君也赶去了，她借口要派张妈去南京探望（因刺杀汪精卫案被捕的）余立奎，要求王亚樵给写个条子，王亚樵同意晚饭后去余婉君的住处写。
其实，戴笠派遣的特务们早已埋伏在余婉君住的房间内。夜幕降临，王亚憔在李任仁家吃完饭后就要去余婉君的住处，郑抱真等人一再阻拦他并跟他说：“婉君此来可疑，还是不去为妙”。可他总是说，婉君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了，不致有变。王亚憔对郑抱真他们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小婉君那边去一下，马上就回来。王亚憔独自一人向婉君的住处走去，他走到房间门口，习惯地推门而入。可是，就在他推开门的一刹那，灾难降临了，藏在屋内的七八个特务，立刻向他脸上撒了几大把石灰，并一拥而上，想把王亚樵活捉。原来，余婉君早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王亚樵此番前来，无异于自投罗网。王亚樵平时臂力过人，此时虽然眼睛被迷住，但手脚依然不停地挥舞着跟特务们搏斗。顿时，屋内的桌椅、板凳、茶具被打成碎片。王亚樵虽然颇有武功，怎奈寡不敌众，最后，身中五枪三刀，不幸被特务杀害，年仅48岁。特务们用刀剥下王亚樵的脸皮回去向戴笠报功。一代抗日锄奸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四大金刚”之一的华克之后来曾评价说：“……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顾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毛泽东评价王亚樵是“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王亚樵遇害前，鉴于当时国内复杂形势和其权衡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力量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屡作较量屡遭挫折的现况，在其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劝导和非常信任的高级谋士郑抱真等人的共同影响下，决定投奔中共。并指派部下余亚农、张献廷带着他的老朋友李济深写给周恩来的亲笔推荐信和他本人的亲笔信前往延安，专程与中共联络王亚樵一行投奔延安之事，受到了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其离别延安时，毛泽东、朱德还亲自为余亚农、张献廷设宴饯行。延安中共方面同意并欢迎王亚樵等人即赴延安。但当余亚农、张献廷带着这一好消息返回梧州时，可惜王亚樵已经被害。
王亚憔被害后遗体被郑抱真夫妇等人安葬，其部属各奔东西。
“斧头帮”的“四大金刚”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郑抱真（解放后，历任合肥市首任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省政府第一秘书长等职）、余亚农（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余立奎（解放后曾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克之（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
七、率部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抱真早年投身锄奸抗日事业，妻子和两个儿子随他一起在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梧州等地来回奔波。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直匿居在广西的郑抱真逃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于这年冬天从广西梧州回到家乡寿县,组建成立了抗日武装——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并担任支队司令。在家乡，他经常亲自做抗日宣传，号召乡亲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为抗战出一份力。为了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抗日，他要求支队服务团的指战员，深入到邻近的集镇、大村庄，向群众讲抗日的道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本来，郑抱真在家乡群众中就有很高威望，加之采取了上述许多有力措施，所以民众纷纷响应，踊跃报名参军。仅仅几个月时间，一支千人以上的抗日武装——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就组建起来了。他带领这支抗日武装和当地群众一道拿起武器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支队组建期间，他一直与中共寿六霍中心县委书记黄岩、中共寿县县委委员董吉贤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与共产党人合作。并任命共产党员方和平为支队参谋兼第一大队大队长、李伯祥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马曙、孙祝华为支队宣传队负责人等。他还邀请中共安徽工委书记曹云露到二支队司令部宣讲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自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相互交换情报，共同采取抗日行动。
1938年10月, 他毅然决定，接受新四军的指示和共产党员方和平等人的意见，率部参加新四军，随即被任命为新四军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副司令是梁从学(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政委是汪少川(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交通部副部长)。
1940年1月，经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兼政委戴季英、淮南抗日联中校长裴济华三人介绍，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于7月转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抱定真理救中国”的夙愿。从此，他从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草莽英雄”成为一名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的成长和成熟，使我党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也使我军增添了一位优秀指挥员。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率部参加新四军，成为一面旗帜，带动了皖西、皖东津浦路西地区一大批爱国人士和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和参加新四军。
1940年6月,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纵队副司令员,协助谭希林司令员指挥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反摩擦，坚持津浦路西抗日救亡斗争阵地。
八、巩固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新四军江北纵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六旅，郑抱真未在六旅任职，而是由新四军江北纵队副司令员调任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任司令员。联防司令部的其他领导成员还有：政委谭光廷（解放后曾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陈庆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杜国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政治部主任吕清（曾任农垦部副部长）。郑抱真担任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后，深感身上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因此，他更是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不辜负党组织的厚爱和津浦路西淮南抗日根据地一百多万人民和路西几千武装干部战士的希望，全心全意为路西人民服务，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誓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血战到底。他到任司令员后，按照路西区党委的指示和新四军二师的要求，整顿、扩编津浦路西联防部队，强化部队军事训练，努力提高战斗力，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坚守津浦路西，保卫抗日根据地。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战斗在最前线。1942年冬，郑抱真率路西联防司令部部分人员，越过淮南铁路，深入到敌占区义井一带开展工作。有一天，他率部夜宿倪大郢子，却不幸遭到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包围。他沉着地指挥部队突围，经一天多的激战，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
从1941年初到1943年2月，日伪军对津浦路西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和进攻达数次之多。部队在郑抱真等人的指挥下，采取狙击战、游击战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向敌据点、交通线及其后方机关发动袭击，为反“扫荡”的胜利和阻止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津浦路西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地区的西部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抱真鞠躬尽瘁，为将其建设为华中地区牢不可破的“西大门”立下了汗马功劳。津浦路西联防部队成为坚持淮南津浦路西斗争，保卫人民利益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津浦路西地区部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为响应党中央号召，保证根据地人民和部队给养供应，他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大家认清当前形势，坚定信心，克服暂时困难。为此,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郑抱真作为司令员带头响应，以身作则，开荒挖地。他一有空便早早起床，肩背粪筐，一边拾粪，一边检查生产情况，寒冷冬天也坚持如此。大生产运动使路西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一时呈现兴旺的景象，定远的藕塘、朱湾等集镇空前地繁荣。特别是藕塘镇，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抗日军民称其为小“莫斯科”。
194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淮南地区撤销了党政军委员会和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党委等地方党政军机构，统一成立了淮南区党委、淮南行署、淮南军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党、政、军等机构名称相应改为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地委、专署、军分区。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津浦路东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转任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一直从事军事武装工作的郑抱真，对上级党组织的决定绝对服从，并把这次工作和职务的变动，看作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不讲任何价钱，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在抗战的长期艰苦岁月中，他始终不渝地执行党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积极扩大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在任专员期间,他不徇私情、赏罚分明，郑侠是郑抱真的亲属，因他在任津浦路西专署宣传科文书时，工作失职、贪污腐化、经教育仍不悔改。1945年6月4日郑抱真签署专员公署通令：“兹决定撤销郑侠职务，准予在路西根据地内为民，特此通令，仰各知照。”
九、战略转移为党保存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来了最后的胜利。据官方的数字报道，八年抗战期间，仅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就达24600多次，歼灭日军和伪军共47万余人。攻克县城52座，缴获长短枪23.6万多支，机枪近5000挺，火炮690门。破坏铁路576公里，公路8216公里。新四军不愧是一支英勇顽强的抗日先锋队，是华中、华东地区带领人民奋起抗日的中流砥柱！毛主席赞誉新四军为华中人民的长城。人民群众称赞新四军是铁军。
抗战胜利后，热爱和平的津浦路西解放区人民在中共路西地委、路西专员公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工作。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统一行政领导，成立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谭震林、方毅、汪道涵、邓子恢、贺希明、郑抱真、张恺帆等27人为委员；李一氓为主席，方毅等四人为副主席。同时，会议决定成立苏皖边区政府，下设几个行政区。其中，津浦路西专员公署改称华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郑抱真继续担任专员，罗平任副专员。1945年10月，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苏北召开，会议选举田丰为参议长，郑抱真、朱雨江等四人为副参议长。郑抱真是5位正副参议长中唯一的共产党员。自此，他离开津浦路西地区，在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任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参政议政，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华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发动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军集中11个整编师、31个旅共27万兵力，以淮北、淮南根据地为重点，以淮阴、淮安为主要目标，发动全面进攻。淮南军区主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经过英勇抵抗后，奉命撤出淮南地区。1946年10月，黄岩(解放后曾任安徽省省长)、郑抱真、张恺帆（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率部奉命向北撤到山东临沂。为适应战争形势要求，在山东临沂成立了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孙忠德（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任办事处主任、郑抱真任副主任、黄岩任政委。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收容、安置由淮南地区、皖江地区撤退到此的各级党政群干部、荣军、干部家属，以及训练新兵，办理供应等。1947年3月，黄岩调任华中干部学校政委，郑抱真任驻鲁办事处政委。1947年秋，国民党军疯狂进攻胶东半岛，郑抱真率部通过敌人封锁线，经文登、威海，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海再向北转移到达大连，胜利完成大转移任务。1948年，郑抱真率部继续北上，抵达吉林通化。此时，华东驻鲁办事处改为华东驻通化办事处，他任主任、党委书记。至此，他从津浦路西到苏北，经山东直到东北通化，一路风尘仆仆，历经艰险，按照党的指定路线，带领路西地区各级干部、职工和家属胜利地完成了大转移任务，为保存大批党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梁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