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不忘掘井人，幸福要念先辈恩”。在新四军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潜心萃撷了这支历时9年4个月的抗日武装队伍，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战略布局和指引下，驰骋大江南北抗击日伪顽的光辉史实，以寄托和示引人们对在那段艰难困苦岁月里，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百折不挠、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革命先辈们的景仰、缅怀和纪念。

一、“陕、甘以外各省红军游击队”，“改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东三省沦陷。我党发表宣言：“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大众”，“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35年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此时，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面对全国抗日呼声和我党抗日诚意，国共两党结束十年内乱。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进行谈判。蒋介石“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溶共”。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张云逸与蒋介石在庐山进行会谈。正当谈判无果时，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将战争铁蹄踏入华北大地。在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人民纷纷上书蒋介石：“拥护政府抗战”，“中国民族至此，除整个决心死里求生之外，已别无途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名发出“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并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烧到了国民政府心脏地带。此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8月19日，蒋介石放弃了与日媾和的幻想，同意将陕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又将其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

在陕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中共中央就考虑过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1937年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曾致电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安团”。6月25日，中央要求：“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但蒋介石始终有彻底消灭南方游击队的意愿，直到“8.13”事变的第二天，才授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启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谈判。9月中旬，博古、叶剑英代表我党前往南京谈判。周恩来在与北伐名将叶挺商定后，向蒋介石提出叶挺为南方游击队改编后干部人选。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南方红军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问题致电张云逸：“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10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同时，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联系，详细询问他与叶挺的谈话内容。多次打电报给博古和叶剑英商讨叶挺之事。直到11月3日，叶挺赶到延安，向毛泽东和我党中央表示：“暂时在中共组织之外，但愿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工作”。赢得毛泽东信任后，中共中央正式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关于新四军建制问题，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由于蒋介石拒绝，到12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让步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后，蒋介石才勉强将新四军按正规军编制，建立1个军，军以下设4个旅级支队共8个团。至此，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指引下，国共双方对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达成共识。

二、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谈判要“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奉命留守苏区的有2万名红军部队、军政人员以及3万名伤病员，他们分散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其构成：一是原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部队，有1个独立师、几个独立团。这些师、团后分为若干个独立游击队。如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龙汀游击队，项英、陈毅领导的赣南大余南雄游击队，黄道、曾镜冰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等。二是江西以外“两个军团的后代”。即1934春由浔淮洲、乐少华、粟裕的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赣边、浙皖边发展起来的游击队；8月由红6军团主力撤出湘赣苏区在平江、浏阳、永新、莲花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三是由红四方面军留守部队发展起来的鄂豫皖游击队。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这些游击队经过战斗、挫折、转移、发展，逐渐形成了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中、皖浙赣边、浙南、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相互独立的14个游击区。

南方8省游击队“走出山林”接受改编并非一帆风顺。1937年7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在漳州与国民党粤军第157师谈判中，事先虽识破其收编的企图，但在红3团团长何鸣先被捕、后释放的麻痹下，游击队对其放松了警惕，结果何鸣所部600多人被以发饷整训为名缴械，史称“漳浦事件”。“漳浦事件”发生后，我党中央予以极大地关注。8月底，毛泽东致电张云逸：务须向余汉谋严重抗议，并要他们迅速放人退枪。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在谈判中博古、叶剑英，要求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退回人枪。10月30日，又致电博古、叶剑英：“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之前，不能集中”，并指示要“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由于南方游击区主要负责人项英，没察悉中央对南方游击队改编意图，指导谈判出现偏差。项英曾在给中共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信中要求：“各收编部队自改编以后必须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等。对此，10月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同时，中共中央连续急电西安、南京、武汉和香港等地的中共代表，要他们迅速设法向项英转达中央的正确政策。

毛泽东对各地游击队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惟恐吃亏受骗。只要一接通联系，就及时从延安派出干部前去指导工作。在鄂豫皖游击区，先后派董必武到武汉，郑位三、萧望东到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帮助指导湘鄂赣边和鄂豫皖边游击队谈判。此外，毛泽东还通过林伯渠给鄂豫皖边红28军政委高敬亭转发了具体指示：“一切大问题听候两党中央谈判解决，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人，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新四军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方案。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核准：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4个支队的负责人。后在叶挺交涉下，国民党又陆续批准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自此，新四军这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武装队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未完待续)

（袁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