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招魂》到汉赋《招隐士》
——兼谈宋玉的寿春行迹
寿春，楚国最后的都城，楚文化最后的积淀之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楚都寿春到淮南国都，从屈、宋楚辞到刘安汉赋，从《招魂》到《招隐士》……千年文脉于此流转，楚汉文化承变的隐秘路径或可窥见。
一
屈原与宋玉，是楚辞文学的双峰，后世并称“屈宋”。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他以瑰丽的想象与深沉的忧思，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篇章，更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气节，为楚文化注入了坚毅不屈、执着求索的精神品格。宋玉是楚辞的承继者与转型者。作为屈原的后学，他继承了楚辞的文体与辞采，其《九辩》首开“悲秋”主题，推动了“楚辞”向“汉赋”的过渡。
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大约37年后，即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春。屈原与晚期的楚都寿春失之交臂。
那么，宋玉到过寿春吗？
最早提供宋玉与寿春关联线索的是《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
宋玉的生平行迹，因史料匮乏而扑朔迷离。最经典的记载当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宋玉主要活动时期推定，楚都从陈（今河南淮阳）迁至寿春时，宋玉已值晚年。宋玉曾任“楚大夫”（或为文学侍从），有可能跟随楚王室一同迁徙。
关注宋玉晚年活动，尤其是其是否到过寿春，有助于梳理楚文化从江汉地区东进江淮的历史脉络。
二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写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句子。在他笔下，除了楚国曾经的繁华之地阳城，还有东南方向的下蔡。
下蔡原为州来国故地，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都于此，始称下蔡。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后，下蔡属楚。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迁都寿春。“下蔡”与“寿春”地域邻近、文脉相承。
近年的考古研究证实，州来、下蔡的地望均在今寿县及周边地区。依笔者之见，宋玉的“迷下蔡”表面上是以“下蔡”代指楚地繁华城邑。但在考烈王迁都后，寿春实际上取代了下蔡的政治中心地位，文人或沿用旧称指代新都。因此，宋玉笔下的“下蔡”很可能暗指寿春。
光绪《寿州志》载：“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则以州来为下蔡”。地名的混用，恰恰说明寿春作为楚国新都，吸纳了“下蔡”的历史记忆。
关于《招魂》作者，历来有屈原作与宋玉作两说。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招魂》为宋玉招楚考烈王魂而作。公元前238年，寿春城发生的楚考烈王去世、春申君被刺杀的事件，若宋玉其时在寿春，或深受刺激，其作《招魂》以寄托哀思与忧愤。《招魂》在哀婉的气氛中，反复呼唤“魂兮归来”，描述四方上下皆险恶不可留，流浪的灵魂一定要回到“故居”。作品充满想象与夸饰，但应有其现实参照。宋玉在寿春所见的楚王宫室，极有可能成为其笔下华丽“故居”的原型之一。
《招魂》中“紫贝阙兮朱宫”“网户朱缀”的奢华描绘，与寿春等地出土的楚国错金青铜器、彩绘漆器的艺术风格有相通之处；而“稻粢穱麦”的饮食描写，更贴近淮河流域，尤其是寿春境内芍陂（安丰塘）灌溉区可能存在的稻麦种植特点，与江汉平原的稻作农业有所区别。
据此，当代学者刘刚等人通过考证认为，《招魂》的招魂地点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寿春”；招魂对象是楚考烈王；写作时间在“考烈王迁都寿春（公元前241年）之后”。
三
“绍《楚辞》之余韵，开汉赋之先声。”
宋玉之后不到百年，被誉为汉代楚辞体压卷之作的淮南小山《招隐士》问世。此篇收入《楚辞》，作者为淮南王刘安门客，托名“淮南小山”。
淮南国都寿春，地处战国故楚核心区域。刘安本人对楚辞有精深研究，曾为《离骚》作注（注文已佚）。因此，淮南王府的文学创作深受楚辞影响。《招隐士》在句式、词汇、意象和抒情风格上，都明显继承了以《九歌》《招魂》为代表的楚辞传统。
《招隐士》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挚的情感，描绘了幽深险恶的山林环境，表达了对隐士的关切与召唤。诗中化用《楚辞》词汇与句式，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等，既保留了《楚辞》的韵味，又体现了向汉赋过渡的迹象。
宋玉《招魂》以“四方上下”的宇宙空间框架召唤亡魂。淮南小山《招隐士》则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山林幽深空间召唤隐者，二者皆通过极致的空间铺陈来实现“召唤”主题。《招魂》“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与《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皆用“兮”字句，从空间建构到句式运用，可见《招隐士》对《招魂》的承袭与变化。
《招魂》“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的香草意象，在《招隐士》中转化为“偃蹇连蜷兮枝相缭”的桂树形象，同属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
宋玉《招魂》表面为君王招魂，或蕴含招复楚国国运之深意；刘安门客所作《招隐士》表面招唤隐士，或亦寄托了某种政治企慕与焦虑。二者皆借“召唤”形式表达深层的时代关切，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揭示了从楚都寿春到淮南王国，对楚辞精神的有意承续。
《招隐士》通过对《招魂》模式的借鉴与重构，完成了在寿春这片土地上对楚辞文学的传承。一是下蔡与寿春在地理文化上的叠合与延续。二是从楚考烈王迁都（前241年）到刘安封为淮南王（前164年），宋玉的创作与刘安及其门客的辞赋活动，在寿春构成了跨越时间的文脉联系。
四
宋玉晚年（约六十岁后）正逢楚国迁都寿春时期，他作为楚国官员（曾任大夫等职）或宫廷文人，随王室迁徙是可能的。
学者周强在《宋玉的安徽行踪》中引述刘刚《宋玉年世行迹考》的观点认为，宋玉“历事楚襄王、考烈王两朝，并随楚都之迁徙，历经陈郢、钜阳、寿春等地。公元前237年（楚幽王元年）时失职，后赋闲于寿春一带十有余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灭楚时，曾避兵乱入古衡山，后又涉江南迁”。学者金荣权《宋玉主要作品创作时地考》认为，“宋玉主要生活在楚襄王和考烈王时代……而这一时期，楚国的都城已迁到了淮河流域的陈城（今河南淮阳）和寿春一带”；“当楚襄王迁都陈城之后，宋玉也随他来到了北方的淮河流域，并在淮阳和寿县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玉的主要辞赋作品大都创作于今天的河南淮阳和安徽寿县一带”。
有学者指出，宋玉作品中出现的“巫山”“高唐”“云梦”等地名，主要证明他熟悉楚国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地理，而不能直接作为其亲临其地的证据。然而，其中涉及的“下蔡”等地名，或许能反映其实际行迹或对东部地区的关注。宋玉若非对下蔡（寿春）地区有所了解，难以在作品中如此自然地运用。同时，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都城，作为楚辞大家宋玉晚年的潜在活动背景，值得纳入研究视野。
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楚国走向衰微，迁都寿春时，承继屈原衣钵的宋玉，可能已值晚年，他或许亲身经历了这场国都的最后迁徙。
因此，虽然目前尚无确凿的文献铁证，但通过文本内证、考古发现与历史情境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测宋玉晚年可能随楚室东迁。这位“悲秋之祖”在寿春的黄昏中，或曾立于淮水之滨，将故国的忧思化作《招魂》的哀婉篇章。其行迹的模糊，恰是楚文化在秦汉大一统进程中逐渐融入历史长河的缩影，而寿春城头的明月，仍映照着楚辞最后的瑰丽光华。
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迷下蔡”的书写，到《招魂》的创作，再到汉代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展现了“楚辞”向“汉赋”过渡的轨迹，是楚汉文化一脉相承的体现。因此，“迷下蔡”的文学意象与《招隐士》的文本回应，或可成为探究宋玉与寿春关联的重要线索。前者暗示了地理空间的关联，后者体现了文化精神的延续。正如考古学者所言，楚国东进，经营江淮，楚文化对安徽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楚文化考古的内涵，也包括对其后续影响的探寻。
从《招魂》到《招隐士》，展现了从战国楚辞到汉代辞赋在寿春地区的文脉流转，是楚文化在江淮大地上的悠远回响。
（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