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莫过于精神谱系的绘制，以及子孙后代、乃至国人的传承与弘扬。

历史镜头定格在南宋，国都临安被称为“行在”，收复中原的“梦”一直萦绕。嘉定二年十二月（1210年1月），一位饱经山河破碎之痛老人，留下绝笔《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位名叫陆游的老人，至死没见到山河收复的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北定中原”的喜讯传来，在“家祭”之时，切记“无忘告乃翁”。

“告乃翁”的遗憾，在于不能亲眼亲历。

南宋林景熙没能见到收复中原的景象，他在《书陆放翁诗卷后》中感叹：“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文中“来孙”何在？

袁甫，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第一，胸怀报国之志，曾言“边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内。偷安之根不去，规摹终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终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将帅终不可择；欺诞之根不去，兵财终不可治。”平生所至兴利除害；在朝靡切权贵，抗论不阿。后来，他在给程沐的父亲程榆作《提刑秘阁程公墓志铭》中，透露出中对现实境况的无奈。作为中奉大夫、提举绍兴府千秋鸿禧观的程榆“告老于朝，天子谕其请，进直中秘，以宠嘉之。乡之士大夫用汉元德唐贞曜本朝明道故事，号公为安节，盖公退居山林十有余年，安节之名不忝也。”袁甫一方面对程榆归隐予以赞赏，另一方面又记述他与程沐讲经的往事，“余每与沐讲论经义，归必告乃翁，辄欣然领会其意。属余大书其堂曰‘中庸’。公益喜，憾相得晚，戒沐朝夕省勿忘。”文中的“告乃翁”是指程沐把习经的心得讲给父亲程榆听。与陆游《示儿》中的“告乃翁”大相径庭。在国破之际，崇尚“中庸”，何以收复河山？

咸淳三年（1267年）季春，增订《方舆胜览》的祝洙在题跋中颇为感慨，中原尽失，描述“胜览”，心中不免由陆游《示儿》而五味杂陈：“略尽中原吾能述之图经，不足证也。且朗吟陆放翁绝笔之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堂堂忠愤之志，若合符节阙，今君王神武，江东将相又非久下人者雪耻百王除凶千古，洙泚笔以俟，大书特书，不一书铺张金瓯之全胜，于胜览有光云。”

到了元朝，对陆游《示儿》有不同的诠释，甚至“稀释”，直接影响着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

元代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九《跋蒋民瞻咏史诗》中说：“延陵蒋民瞻博学雄文，妙年登第，流落不偶，卒老荆溪之下八十余年，手不释卷，作《通鉴》拟古七言绝句六百余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参以先儒史评断，以己意从而褒贬之。”其中，提到蒋民瞻有首《平高丽》：“三十年间几战功，坐看诸将取辽东。武功幸可誇来世，家事应难告乃翁。”显然，他只是化用了陆游《示儿》之“告乃翁”，以“家事”言之。

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四十四评述陆游《示儿》时说，“后生读此选诗，不可以病为忌、死为讳书之。《洪范》曰：‘考终命，礼之善。’《颂》曰：‘哭于斯，乃人生之终事也。’得如放翁八十有六者，世有几人哉？”他提醒后人注意：生死有命，不可忌讳，陆游活到86岁，世上能有几人？这，恰恰忽视了陆游生死间的爱国情怀。

明朝，龙飞淮甸，汉儒重新挺直腰杆。

明代学者徐伯龄，博学能文，工琴善书，性旷放。他在《蟫精隽》卷十五《放翁临终诗》中写道：“放翁陆务观于宋嘉定己巳岁冬临终易箦之际，作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愚谓矍铄哉！此老可谓没齿不忘朝廷者矣。较之宗泽三躍渡河之心，何以异哉？”一笔一刀枪，把陆游的《示儿》与抗金名将宗泽相提并论。

明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乱政，与东林党有关或受牵连的官员惨遭陷害，被杀或自杀。家在寿州城（今安徽寿县）的监察御史方震孺也被诬下狱。《小山嗣音》收录方震孺《绝命词》十首，其中九首以“告乃翁”作结：御史中丞杨涟留诀别血书，他以《杨中丞涟以乙丑七月廿三日取命镇抚司，夜半嚼指血，书一百廿七号字付狱卒，颜紫，是夜白虹贯日》为题写道：“不知血字言何事，家祭无忘告乃翁”；面对周朝瑞太仆、左光斗佥院、袁化中侍御史、魏大中掌科先后被害，他以《周衡台太仆、左浮邱佥院、袁熙宇侍御、魏廓园掌科，以乙丑七月八日先后死镇抚狱。狱中产黄灵芝一本，大如盘》为题感叹：“春风何日吹枯骨，家祭无忘告乃翁”；给事中魏大中“修洁自好”，以“比赃死”，他写道：“飞云作配西湖上，家祭无忘告乃翁”；侍御史夏之令以疏侵毛文龙而死，他写道：“水枯石落思秦镜，家祭无忘告乃翁”；顾大章（字尘客）宪副，被杖死，有人仍“巧言谏请免律”，他写道：“郎官应否言官律，家祭无忘告乃翁”；陶元晖中丞不愿诬告他人，也被以“论赃”罪处死，临终遗敝衣数件，他以《陶元晖中丞登莱道海运用饷不过三十万耳，乃请脏四十万，以其不肯扳韩相国及杨左等也。乙丑十月廿一日比死刑部狱。临绝，以敝衣数件遗予托付其嗣君学赡等》为题写道：“敝衣代挂延陵树，家祭无忘告乃翁”；左都御史高攀龙受魏忠贤“义子”崔呈秀诬告被捕，在押解途中，“投江而死”，他写道：“代胥应作长江主，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对阉党之徒崔呈秀，以《崔呈秀，大内义子也。以听勘御史不半岁，口传晋副都御史，寻又口传晋大司空，自是推升大僚，殆吏部不能主也》为题写道：“温侯不久臣郿邬，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后，他坦言：“天日既明，不妨示意各家子孙耳。”

天启六年（1626年）秋，方震孺奔赴刑场，“赴西市作绝命辞三首”，却无一句“告乃翁”。幸运的是，崇祯帝即位，他得以赦免，后又重返官场，擢广西巡抚。清军入关，报国无门，他“忧愤而卒”，把生命永远献给了大明王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对其最后的时光描述比较详细：“震孺郁郁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当为先帝驱蝼蚁耳。’病遽不起，索笔题诗，有‘一痛桥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见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闽，兵部司务署篆，其上封事有曰：‘萧王为将而不为天子，此光武所以覆旧物也。宋高为天子而不为将，此绍兴所以终南渡也。’时谓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顿逆旅，呕血而卒。子居易，发覆额，亦不愿回里，随死之。”赵吉士《巡抚方公传》亦云：“（方维馨）子居易，发方覆额，亦死之。”嘉庆《凤台县志》卷八《人物志》中记载方震孺次子“方维馨”说，他“以保举授江西瑞金县知县，未之官，随父任广西。后携幼子蹈海以终。”大体而言，方震孺在明亡之际呕血而卒，他的次子方维馨和孙儿方居易也一并“蹈海以终”。

陆游生于淮南“淮之湄”，留下《示儿》，以笔作刀枪；淮南寿县的方震孺，一介文人，奔走呼救，把“示儿”的责任扛在肩上，连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幼孙也随之殉命。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示儿”。

“告乃翁”，始自《示儿》，是陆游笔下的原创基因。

方震孺诗中的“家祭无忘告乃翁”，一再书写，权作对《示儿》的沿袭、传承，践行着其《诀故园亲友》所坚信之言：“忠魂不作厉，净业已超仙。气骨生前累，文章死后传。”

（孙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