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6年1月寿县从六安市正式划归淮南市，淮南市成为安徽省内楚文化历史遗存最为丰厚的城市。2019年以来的武王墩楚墓考古发掘工作，以其突破性的重大收获，再一次证明了寿县划归后的淮南市在楚文化历史遗存上拥有自身极为显著的独特优势——一座楚“郢”都，两座楚王墓（即寿春故城遗址、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非其他安徽省内城市可比。也由此，淮南市学术文化界重新审视楚文化在淮南市域内的历史演变情况，适时提出了“淮楚文化”的概念，试图从寿县划归后的“新淮南市”的全局着眼，对淮南地域在楚文化历史发展上的特殊地位、影响及价值有所新的自我定位，并进而找到淮南地域楚文化在全国性楚文化体系内的合理位置，为淮南市传承创新、发掘利用楚文化历史资源，打造“楚风汉韵”的城市文化形象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淮楚文化”概念出现之前，无论是淮南市，还是尚未正式划归淮南市的寿县，都曾结合自身楚文化历史遗存的特定情况，提出相应的地域性的楚文化概念，如“蔡楚文化”“楚风汉韵”“楚汉文化”“楚淮文化”“寿春楚文化”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在淮南市及寿县也各有一定的认同度。但随着“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以上曾发挥影响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亟需重新有所审思研讨，以辨明其同“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之间的具体关系，为淮南市准确界定和使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反映自身整体性的楚文化历史遗存特色提供重要的学理前提，避免多样化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在使用上的随意性、混乱性的弊端。

先说“蔡楚文化”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蔡、楚两国先后在淮南地域建都立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姬申为避楚昭王熊珍攻伐，在吴国翼护下迁都州来（史称“下蔡”，现代考古证明地望在今寿县一带）。此后蔡成侯姬朔、蔡声侯姬产、蔡元侯、蔡侯齐继续在下蔡维持蔡国的存续，直至公元前447年终为楚国所灭。蔡国在今天淮南地域一共存在了46年。在先秦州来国后，对淮南地域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周代诸侯国，首推蔡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营，蔡国“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与此后的楚文化成为淮南文化的源头”（李琳琦主编：《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在寿县西门内因修建水利工程发现蔡侯墓，学界一般认为即是蔡昭侯姬申墓；1958年、1959年又在淮南市蔡家岗发现两座蔡墓（当地俗称赵家孤堆），因其中编为二号墓的北孤堆出土有错金铭文“蔡侯产”剑三把，故有学者认为此墓为蔡声侯姬产墓，而编为一号墓者则为蔡元侯墓（马道阔：《论蔡侯墓》，《文物研究》1988年第3期）。楚灭蔡后，在蔡国基础上进一步着力经营淮南地域，随着楚国在楚、吴、越三国角逐里的彻底胜出，最终以寿春（今寿县）为中心的淮南地域逐步被打造成为楚国的根基之地、战略后方、复兴之处。从楚考烈王熊完迁都寿春，至楚王负刍败亡，楚国立都淮南地域18年。蔡、楚两国合而论之，在淮南地域的立都时长共达64年。基于蔡、楚两国与淮南地域的紧密关联，以往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惯以“蔡楚文化”来指称先秦蔡、楚两国在淮南地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影响，如：淮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南市志》（黄山书社1998年版、黄山书社2012年版）、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走进淮南 2013》（黄山书社2013年版）、姚尚书编著《淮南历史漫步》（黄山书社2016年版）。“蔡楚文化”作为淮南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特色，在安徽省内外也得到一定的认同，如：《走进安徽》编委会编《走进安徽（2010版）》（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冯少茄等著《资源型城市发展生态旅游探索——以淮南市为例》（刘登义主编：《生态安徽的理论与实践》，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再说“楚风汉韵”与“楚汉文化”两个概念。这两个关涉楚文化的概念在近些年淮南市文化形象塑造及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使用，特别是“楚风汉韵”，在安徽省内外有较大影响。“能源之都、楚风汉韵”是当前较为常见的对淮南城市形象与特色的凝练概括，如：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淮南概览》（黄山书社2009年版）、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著《淮南概览》（黄山书社2024年版）、《读懂淮南》编写组编《读懂淮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安徽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安徽年鉴》（《安徽年鉴》编辑部2022年版）、《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写组编《皖北文化九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楚汉文化”的概念在淮南市文旅经济转型发展中提到较多，但主要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对整合淮南市楚文化、汉文化资源，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文件报告里，淮南市学术文化界使用较少。“楚风汉韵”与“楚汉文化”是十分相近的两个概念，相较而言，淮南市内外各界人士对“楚风汉韵”的认同度、接受度较高，时有提及。

接着说“楚淮文化”的概念。“楚淮文化”这一概念主要由安徽学者提出，用以研讨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与淮河流域的历史关系，如：李霞著《论楚淮文化对道家生命哲学形成的影响》（程必定、魏捷主编：《淮河文化新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旭著《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20年版）、董晓红著《庄子生命哲学的酿生及其社会效应》（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其中高旭从探讨《淮南子》成书的淮河地域背景着眼，对“楚淮文化”概念有所辨析界定，认为李霞教授所言“楚淮文化”是“着重从淮河流域楚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视角出发，对先秦道家文化的形成背景”所作的揭示，属于广义上的范畴，同时提出狭义上的“楚淮文化”乃“特指西汉刘安时期淮南国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此后，由于高旭在安徽理工大学先后推动建立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楚淮文化研究所”（2013年5月20日）、“楚淮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4月10日）”，并逐步开展以《淮南子》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活动，促使“楚淮文化”概念在淮南市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楚淮文化”概念主要由安徽省内从事道家哲学思想研究的学者来使用，其学术性远大于社会性。

最后说“寿春楚文化”的概念。在寿县从六安市正式划归淮南市之前，筹建于1958年10月的寿县博物馆曾称作“寿春楚文化博物馆”，是安徽省建馆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以侧重收藏楚文化体系文物为突出特色（张启华主编：《六安大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寿县是历史上著名的楚“郢”名都，也是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厚集之地。因此，六安市、寿县学术文化界惯常使用“寿春楚文化”这一概念，代表者如陈得时著《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版），书中对“寿春楚文化”作了基本的解释和界定，认为：寿春作为楚的都城，“再加上楚的八百年国史，为今天的寿县乃至江淮地区，造就成拥有大量楚文化遗存的胜地。这一部分的楚文化，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寿春楚文化”。“寿春楚文化”的概念也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使用，如：钱坤著《古寿州考略》（谢昭新、张器友主编：《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创新》，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丁继龙著《试论寿春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刘睿编著《考古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寿春楚文化”这一概念在寿县有着较为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承载着寿县人民对楚文化的深沉的历史情感。

综括以上情况，可知寿县正式划归前后，无论是淮南市，还是寿县，都曾提出过关于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相关概念，尤以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者为多，包括“蔡楚文化”“楚风汉韵”“楚汉文化”“楚淮文化”这四个概念。除“楚淮文化”和“寿春楚文化”的概念，有学者曾给予较为明确的界定外，其他概念均在一般化的历史经验层面上使用，缺少深入的学理剖析和定义。这也反映出过去淮南市、寿县对楚文化的历史认知及市、县文化定位，缺乏足够的理论性、明确性，导致概念在多样化的提出、使用中存在着模糊性、同质性、随意性的弊病。因此，以2016年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和始自2019年的武王墩楚墓考古发掘为新的契机，淮南市实有必要全面回顾、梳理和厘清已有的各种楚文化概念，在此基础上从“新淮南市”的全局出发，探索使用“淮楚文化”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定位自身所拥有的极为丰厚的楚文化遗存，克服以往各种概念存在的全面性、系统性、理论性不足的缺点，真正反映出淮南市整体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全貌来，更好地彰显其与众不同的鲜明的淮河流域特色、淮南地域特色。在此意义上，“淮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学理反思对当前及以后淮南市楚文化的良好发展而言，实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