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上，皖籍学者刘文典（1889-1958）所著《淮南鸿烈集解》占有重要的一页，被梁启超誉为“颇好”，被胡适赞为“最精研有法”，成为推动《淮南子》这部“绝代奇书”、旷代道典从“古代”传播走向“现代”研究的重要助力。尽管刘文典对《淮南子》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籍校勘之学”上，用力精深，创获颇多，但基于坚实深厚的文献研究造诣，他对《淮南子》一书也形成了自己精当而独到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这集中反映在其为《淮南鸿烈集解》所作《自序》里。

在简练扼要的《自序》中，刘文典从思想文化和文献校勘两个方面，具体阐明了自己对《淮南子》一书的学术认识，也表达出专治此书所秉持的根本的学术理念及态度。

在思想文化上，刘文典高度评价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所著《淮南子》的特殊的历史价值，认为此书堪称“博及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的著作，更是称扬其为“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刘文典所言“博及古今”“牢笼天地”的看法，承袭自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而所言“总统仁义”，则是接受于东汉学者高诱为自身“淮南子注”所写《叙目》的认识。与前人一致，刘文典同样认为《淮南子》是一部蕴涵宏富的大著作，贯通天人古今之学，无论是其“义”，还是其“言”，都值得充分肯定，因此用“渊丛”“林府”来揭示和评价《淮南子》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是符合实际、允乎其当的。

对《淮南子》一书的学派归属及思想性质，刘文典虽然没有直接用“道家”或“杂家”来界称，但实际上倾向于前者。在《自序》中，他指出《淮南子》是“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换言之，即是认为《淮南子》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所论述的汉代“道家”。

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要评价不同，刘文典从文献校勘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史视角出发，对《淮南子》一书在清代的考据整理情况有更为具体深入的评析。他指出，《淮南子》从成书以来，由于“历二千祀”的流传不易，其书“钞刊屡改，流失遂多”，尤其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东汉两种“淮南子注”（许慎注、高诱注）相“溷澖”的复杂情况，以致于产生“句读由其相乱，后之览者，每用病诸”的严重问题。因此，如何对《淮南子》原书进行文献校勘上的严谨整理，使之准确晓畅而易读，就成为清代以来众多学者的学术追求。刘文典认为，一方面“清代诸师如卢文弨、洪颐煊、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之伦各有记述，咸多匡正”，对《淮南子》文本的校勘整理有历史贡献，但另一方面，以上诸人的研究成果又实际存在着“书传繁博，条流踳散，卷分袠异，检核难周”的不足，无法有效地汇聚融合在一书之中来体现，不便于学者使用。而且，对于清代学者已有的诸种见解，刘文典强调也需要“沿波讨原”，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使现代学者能够明确其中之得失，知所“攸适”，而不至于“迴遑歧途”，不明所从。在刘文典而言，这也正是他从事《淮南子》文献校勘研究的学术动因。

刘文典自言“少好校书，长而弥笃”，专治《淮南子》一书后，更是在“讲诵多暇”中“有怀综缉，聊以锥指，增演前修”，不断深化与完善已有的校勘成果。刘文典明确指出所采用的治学方法：一是重视吸收前人成果，“采拓清代先儒注语，构会甄实，取其要指，豫是有益，并皆钞内”；二是强调考据辨析，立论坚实，以此明确是非，去伪存真，“其有穿凿形声，竞逐新异，乱真越理，以是为非”，则“随文纠正，用祛抑或”；三是突出一己之心得创见，“管窥所及，时见微意，觕有发明，亦附其末”；四是不强“不知”以为“知”，坚持做到“一循途轨，未详则阙”。

刘文典一生对《淮南子》的文献校勘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事一力专”，精刻研究十余年。从《淮南鸿烈集解》“自序”即可看出其承袭自清代“朴学”的严谨不苟、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也因此，他对《淮南子》一书的整体性的认识与评价，可谓是言简意赅，精当独到。时至今日，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位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上的卓有贡献者，我们仍可从其所论中得到可贵的学术启示及精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