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淮南矿区田家庵、九龙岗、大通三镇，濒临淮河，有煤矿、电厂、铁路，设国民党安徽省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是淮河南岸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及交通要镇。1948年底，我在中共地下党三野敌工部委派的负责人蒋树民、朱怀明等领导下，利用社会关系，争取和团结进步力量，经过艰难而危险的斗争，为确保淮南煤矿、电厂、铁路和市场的安全，配合解放大军胜利地解放淮南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辞职由豫回皖，被各同业公会推选为淮南商会会长。在任职期间，反动政府苛捐杂税频繁派筹，实难应付。尤其国民党军队蛮横限价购货，摊派粮草，商民常遭打骂捆绑。政治上的虐待，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且生意萧条，营利微薄，致使商民怨声载道。

1948年9月，我的侄子张锦章两次来淮，征询我对形势的看法及今后打算。他说：“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你是个爱国人士，想请你为国家、民族做点好事。”这时我才知道锦章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经过反复考虑，恳切答复：“只要共产党需要我，自当尽力而为！”于是锦章代表地下党交给我三项任务：1.在解放军未到淮南以前，争取和团结进步力量，确保淮南煤矿、电厂和市场不受敌军的破坏；2.调查国民党特务在淮南的活动情况并及时报告；3.地下党同志来淮南或路过淮南要给予方便并确保安全。我均欣然接受，当即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军统、中统以及军统设有电台等情况，作了口述和书面汇报。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寿县地下党负责人蒋树民、朱怀明由张锦章和王士仪陪同，先后来淮南和我会谈，交代任务，并叮嘱我在开展工作时切记“诸严、稳妥、策略、机智、积极”10个字。以后他们来到淮南或往返蚌埠、南京、合肥等地，均由我以商会名义出具证明。

如何在淮南开展工作？我决定首先争取3个人：当时国民党省政府顾问、省参议会参议程华亭(曾任国民党旅长等职)居住淮南，是个影响大、有声望的文人，和我关系密切，素有交往；铁路局副局长胡卫中握有实权，和我常有往来，关系要好，特别他对程华亭极为尊重；专署警卫中队长樊香甫掌握有武装，亦与我相处亲近，无话不谈。这个方案征得了张锦章的同意。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了。我到程华亭家共谈时局。他谈到本身不愿离开淮南，又不能坐观形势变化。在此前提下，我即告知中共地下党交给我保护淮南煤矿、电厂、市场安全的任务。程华亭兴奋起来，坦率直言：“我已经接到陈毅司令员的信，请你看看，也是要我保护煤矿和电厂之事。”任务同一，不谋而合。我们立即商讨行动方案，一致认为先找胡卫中，观察其态度，再做决定。当日下午，我和程同赴胡卫中家。晚饭后，三人在小房间密谈至深夜，从局势谈到煤矿直到个人问题。胡坦然表示：“上海总公司指示我不要离开淮南煤矿，我也不想走。”程华亭见交谈到一定深度，毫不隐瞒地告诉胡：“我与张会长均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今日同来和你共商护矿事宜。”胡闻之甚喜，当即与我们研究了措施，决定设法策动驻淮国民党军某团团长刘铁军。刘有护煤矿任务，与胡时有联系，因此请胡和刘铁军交涉，观其态度，再做下步打算。不数日，我约程华亭再到胡卫中家了解进展。胡说：“刘铁军兼任破坏司令，两火车皮炸药已运到九龙岗，准备退却时炸毁煤矿和电厂。我已试探，说煤矿、电厂均系国家资财，与军事无关。刘司令强调命令，未作表态。”于是我提议：以物资和金钱买通刘铁军，使之撤退时不予破坏。大家商议由胡卫中向刘铁军承诺送给伪金圆券20万元及加拿大手枪20支。此时，淮海战役日趋激烈，凤台县城一度解放，驻淮敌军受到震惊。一日，胡卫中打来电话，请我与程华亭到矿上去。见面时，胡说：“刘铁军已接纳钱和手枪，虽未明确表态，但其言辞含意默许，态度温和。”大家闻讯，均感欣慰。为了稳妥，请胡再做细致工作。胡又提议由煤矿、电厂、铁路及淮南有关单位和地方人士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维护生产秩序。

煤矿和电厂均有警卫武装力量，已由胡卫中统一部署和指挥，加强保卫。而商会本身没有武装，不能应变。我借口维护治安，发给商民枪支，组织商警队。当时有个国民党桂系部队的团政治部主任鲁风，闻讯到商会质问：“现在组织商警队用意何在？”我以各同业公会为了协助“国军”维持治安为理由，婉言答复，但恐事机泄露，功亏一篑，于是利用鲁风与其上司李团长之间的矛盾，搜集鲁风嫖、赌、吸毒、走私等作恶事实，密告李团长。不久，鲁风被调离淮南，排除了干扰。

与此同时，为了策动专署警卫中队长樊香甫，我先以形势相告，并表示不离开淮南的意图。樊队长慨然表示也不离开淮南，听从指挥。我随即授意他安排部分人枪随专员先走，把好枪留下，借口家属料理妥当后，即去合肥。从而进一步又控制了专署警卫中队武装60多人。

敌破坏司令刘铁军为控制淮南三镇，成立了党政军民联防处，聘我为参事。为了及时掌握敌军动态，通过与刘的部下杨营长经常往来的关系，我曾向杨提出：“如部队转移，务请告知，以便随军行动！”一天杨营长突然派人送来名片写明：“本军奉命转进，所借贵会杂物全部送还。”得知敌军将要撤退，为便于指挥活动，我离开商会，转移到东泰来木厂办公。农历腊月十六接到地下党组织通知“准备应变”。淮河北岸解放军派联络员段国友到淮南与我联系，我即将刘汝明部把守淮河南岸，控制船只，断绝交通等情况告诉了他。1949年1月17日下午，国民党军集结火车站，兵车升火待发。他们未及破坏煤矿、电厂，固然是由于仓皇逃窜，无暇他顾，也与我们贿赂刘铁军有关。当时市面出现混乱。我一面派人外出侦察，一面于下午在东泰来木厂召开各机关单位、各同业公会、专署警卫中队领导人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陆文宗、段光明、张鹤宾、朱映华、张茂全等共30多人。我按照地下党的指示，说明淮河北岸解放军即将渡河，解放淮南；我奉有任务，请诸位镇静，各守岗位，准备迎接解放。到会者甚感宽慰，一致表示“听张会长部署指挥”。我即嘱樊队长在街头巷尾和电厂、铁路一带部署岗哨，加强警戒。

散会后近黄昏时，侦察员报告，在寿田公路上的陈家岗，徐友兰带领一股土匪拦劫行人，并扬言要进入市内抢掠。我立即派段光明等人携带香烟三箱前去向徐匪许诺：“要枪、要钱三日内付给。”以拖延时间，等待解放，稳住了匪徒未进入市内。

当夜约11时许，我在东泰来木厂小楼上看到电厂以东发射了照明弹，同时听到枪声，判定解放军已经渡过淮河。不到一小时，大门外高呼：“张会长，解放军到了！”樊队长陪同解放军副政委李明进来，经过介绍，我将地下党给的证件给李副政委过目后，便一同到铁路东田野里与霍大儒政委、蒋翰卿团长会晤。霍政委问我，市面情况如何？我说，敌军已全部撤走，现由地方武装维持治安。然后，我们回到商会。蒋团长说：“我们是突击部队，任务首先是保护电厂，现在是否有问题？”我说：“请看电灯正常照明，没有问题。”又同去火车站向电厂要了电话，告知解放军已到。李荣宝代厂长听出我口音，当即回答：“我们是受胡卫中指挥的，有事请同胡卫中谈。”这时电厂周围铁丝网已全部通电，内外交通断绝。蒋团长接过电话嘱咐李代厂长“要确保电厂安全”。我又立即同胡卫中通了电话，告知田家庵已经解放，并问九龙岗情况如何。胡说：“国民党军已全部撤走。我派小车到商会，接你和解放军首长到煤矿局。”到煤矿局会谈时，霍政委指示，要胡坚守岗位，指挥照常生产。然后又乘车返回商会。我当夜即派张金烈赶往寿县，向地下党组织汇报淮南解放情况。此时寿县也即将解放，党组织及时发出“淮南和平解放！”的快报，给寿县人民以极大鼓舞。当我获悉解放军是由蒙城日夜赶来淮南，快速行军一天未吃饭时，急派鲁钝把国民党军五十一兵站尚未运走的15000多斤大米，全部交给了解放军。1949年1月18日上午，李副政委指示我通知各机关单位向商会汇报人员、资产及文件等情况，以备接收。下午在田家庵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李副政委和我先后讲了话。

淮南宣布解放了！接着淮南特区政府成立，赵凯任区长，前来接收，我奉命协助工作，淮南红色政权，从此诞生了！（特约撰稿 张莹清）

(此文原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五《解放战争》，后被2001年《淮南解放史料专辑》收录。作者曾任淮南市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