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炽在上奠寺召开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县委负责干部会议，讨论成立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会议决定在瓦埠地区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曹鼎担任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和瓦埠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3月29日深夜，参加暴动的农民从四方云集瓦埠北头泰山庙。他们把短枪揣在怀里，长枪藏在秫秸捆内，待命行动。但因负责军事指挥的薛騫有畏难情绪，迟迟不敢行动，致使国民党区长路奎汉闻讯逃跑，错过一举消灭反动武装的机会。由于情况突变，暴动队伍中有些人欲解散回家，待机再举。曹鼎等人认为，我方行动已被敌人知晓，我不攻敌，敌必杀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进攻。方运炽看到当时瓦埠群众基础好，人枪已集中，大家又有迫切要求，同意按原计划暴动，同时撤销薛騫的指挥职务，将行动委员会改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大队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暴动。3月30日凌晨，在曹鼎、方和平率领下，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树起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上午，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瓦埠和附近的地主、豪绅十多人，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未被逮捕的地主闻风丧胆，被迫把枪送来，有的地主派人来向游击队央求“愿缴半数枪支，不要扒粮食”，曹鼎等同志坚决拒绝。次日，地主杨甫成见游击队员进村，不敢开门，从窗口缴了枪。两天时间，共收缴地主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与此同时，曹鼎派人到瓦埠附近农村，发动农民到地主家扒粮。31日晨，打开方小楼地主家的粮仓，有3400多名农民前来扒粮，路上肩挑背扛，络绎不绝，扒走方小楼家粮食200多石。瓦埠暴动的革命行动使敌人震惊，国民党寿县“自卫大队”和瓦埠区队以及附近地主的联庄会武装，联合向游击大队猛扑过来。曹鼎、方和平率队连夜向张嘴转移，占据三个圩子，对进犯之敌奋勇还击，虽打退敌人几次进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有十几位同志英勇牺牲。在此危难之际，中共小甸支部拼凑几条枪，在曹仙渡的带领下，几十人冒充小甸集联庄会成员，两次派人送信与曹鼎取得联系，给游击队让路突围。曹鼎带队突围后，把游击队员和武器分散隐藏起来，以保存实力。历时四天的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序幕，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打击了地主豪绅的气焰，分散了部分敌人兵力，援助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5月15日，在南京浦口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四师工兵营三连连长、共产党员杜一民率部起义，从南京经蚌埠到寿县三觉寺，与寿县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8月曹鼎将瓦埠暴动后分散的武装力量与杜一民联合编为寿县红军游击大队，约70人杆枪，由曹鼎任大队长，负责人还有中央派来指导游击活动的李英和杜一民。游击大队建立后，先后发动了两次较大的革命暴动，惊恐不安的国民党下令悬赏捉拿曹鼎。曹鼎首先在今天的涧沟镇菱角嘴发动扒粮斗争。菱角嘴位于寿西湖中部，经常受水灾，再加上恶霸地主李惠涛的压榨，人民贫苦不堪。曹鼎多次来此地宣传革命道理，激发群众斗争热情。9月22日晚，游击队攻下李惠涛的土圩子，击毙李家兄弟，缴获长短枪七支，发动500多名农民扒粮三万余斤。接着又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李惠涛罪行，使群众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通过这次斗争，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影响，又发展游击队员50多人。

1931年10月27日，中央指导员李英在瓦埠召开寿、凤县委会议，以寿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寿凤红军游击大队”，曹鼎任大队长，李英任政委，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任副大队长。为更好地发动革命，摆脱敌人“追剿”，经请示党中央，曹鼎等人决定将游击队开进大别山与鄂豫皖苏区革命力量汇合。部队由大井寺集中出发经黑泥洼转向凤台白塘庙。到白塘庙后，黄家坝地下党黄子贞派人送信来，要求游击队去黄家坝镇压甄、黄两家地主，以鼓舞当地群众斗志。经曹鼎、李英和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等人研究，决定先打下黄家坝再南下找红军。11月2日下午，游击队170多人带长短枪120余支向黄家坝进发。3日凌晨，曹鼎等人带领游击队员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当地农民一呼百应，扒开甄、黄两家地主的粮仓分粮济贫，召开了群众大会。但因岗哨疏忽，地主吕发山偷跑到颍上县勾结反动武装“红枪会”1000多人从西北方袭来。同时，国民党凤台县“自卫大队”和省保安二团也相继开来，将游击大队包围。曹鼎等人研究决定组织突围，从下午至黄昏激战三个多小时，游击大队子弹打完了又进行肉搏。曹鼎身先士卒，身体多处受伤，仍咬紧牙关与敌拼杀，终因流血过多而扑倒在地，在敌人冲过来的瞬间，曹鼎猛地挺立又击毙了几个敌人，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而英勇牺牲，时年24岁。李英、唐志远及凤台姚皋区委书记程东方等暴动领导人也一起遇难，参加武装暴动的有83位同志壮烈牺牲。后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于1934年秋与合肥游击队合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皖西北独立游击师”，转战于合肥、舒城、庐江、无为等地，成为我党在安徽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时本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