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巡察的镜头，无处不在，镜鉴也不可或缺。由贴近而具化，往往离不开对身边人和事的把握，甚至扑面而来的乡土味的感同身受。

明朝的监察之镜，投来目光。阅读《明实录》、《明史》、《寿州志》等资料，一位移居寿州的巡视官，一位大明王朝的乡邻款款而至。

万历十三年（1585）闰九月十二日夜，寿州古城。伴随一个婴儿降生的哭声，给由桐城移居寿州的方家平添喜气。

这一年，离大清纪年不到60周年。一个甲子的循环，一个挨过“知天命”的“花甲”时段，拷问王朝的更替，让无形的灵动承担着有形的撕心裂肺。

这个小主人就是后来名震朝野的巡视官方震孺，成为我探视晚明监察体制的一个窗口。

方震孺，字孩未，又字心念，号念道人，桐城人，移家寿州（今安徽寿县）。他七岁能诗，十七岁父亲病故，与母亲相依为命。二十一岁那年，受军人贾辂诬告，因“军田事”受审，幸亏有师尊张鹤鸣相助，才得以脱险。参加乡试，又因“复被”而落第，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考中进士。当年七月馆选，大学士叶向高很器重他，可他在离馆选仅差两天之际，突然听说母亲病重，毅然放弃机会，匆匆赶回寿州，侍养母亲。

母亲病愈，方震孺得以选任福建沙县知县。在沙县，他发现屠牛祭祀成风，影响农耕，采取多种手段革此陋习。兴学解困，重视民生，“两举卓异”，当地人为其建生祠，以示感恩。解沙县任时，他在县衙门旁写道“别我还应想春日，问渠曾否扰秋毫”的诗句，留下一腔浩然正气。

选为御史，得益于为政沙县的亲民利民。“言官”有传导社会舆论场的责任。“第三方”的立场，正是方震孺所彰显的监察体系的价值所在。明朝的科、道监察体系值得探究，“言官”的光芒能否照亮“王朝庭院”？外有来自北方的边关危机，内有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他无意间陷入其中巨大的漩涡。

《东林点将录》给他起个诨号“活阎罗”。《元明事类钞》卷16则记有《罗刹成佛》，说的是方震孺被魏忠贤党陷害入狱，欲置之死，狱卒“佐公饮啜”施救，方公疑惑。狱卒说，“此我妻闻公精忠，手治以献者也。”方公因赋“罗刹成佛”诗以赠之。阉党诬其为“活阎罗”，民众却奉之为佛，这种差距是需要丈量的。

小说家给他起个绰号“方疯子”，说他干事疯狂，比如辽东战事吃紧时“一日十三疏”。一个“言官”，如此而为，不“疯”吗？素有“通儒”之称的凤台知县、署寿州事李兆洛，对方震孺的评价是：“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卫也。心惝惘而不灵，饥饱之不知，寒热之不辩，荣卫否隔，阴阳舛愤，甚者贼风沴气，直袭藏府，小亦手足掣曳，拘挛乖反，犹复毒视药石，仇视和缓，及其一蹶，委之大命，可胜悼哉？按粤《笔记》于一文牒、一决罚，具有裁量，知先生学问邃密，心和而气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敢果自为者也。”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方震孺被送刑部拟罪，且在狱中不穿囚服，饮酒笑傲。不服，层层加罪，“永戍”、“拟绞”、“原绞加斩”，谁解其中味？不正常的境遇，在狱中的东林党如杨涟、左光斗等十余人相继自杀或他杀，他却九死一生。

方震孺获罪的起因，在于请命巡按辽东，被按个失守辽东之责。辽东军事主官经略使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不合，前者被指有东林党作“靠山”，后者有阉党魏忠贤“撑腰”，不能协同作战而惨败，方震孺只是个抚恤关外前线将士的“贲恤御史”，建言不断又奈何。战败的将军祖大寿怕问责，逃到一个岛上，险些被敌方利用，方震孺孤身涉险，硬是把祖大寿劝回到大明的怀抱。方震孺尽力了，“晚明”之“晚”绝非仅凭方震孺一人之力可“改写”的。

崇祯皇帝登基后，方震孺被释放出狱。

方震孺在狱中自编《年谱》，述及家庭之变故、仕途之曲折、成因之辨析，如遗言般沉重。并自序说，“《年谱》非先生自笔不可，必先生自笔而后可悲与可敬者，委屈肖像如写生然，要亦不过自存其本色耳。”

好个“存本色”！

当时，他是个死刑犯，想表达什么？关节点在于辩诬。与《年谱》相呼应的，还有《报恩录》与《祸由录》。是让活着的亲人记住恩人，抑或祸起于谁？他抱定恩怨分明，还人生一个明明白白。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寿州知州空缺，他以一介布衣挑头守寿州城，力保一方赢赞誉。知州、知府、巡抚、总督，层层举荐难回音，反复查，核反复，一晃又是七八年过去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复出”，任岭西道参议，亲历一线，查明真假藩王案。

京都的宫殿远矣，梅山替代江山，崇祯皇帝作最后的告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南明福王立，拜疏勤王，不准。九月，拟派“狼兵”入卫，不准。南明当权者抛弃了他，而他却无悔于大明，“忧愤”而死，陪同他“复出”任职的二儿子也蹈海而去。生于大明，宁愿死于大明，大明不该明白吗？

认知，是行进者的必然选项。

方震孺除在沙县任知县外，主要在都察院所属岗位上任职，如监察御史、按辽监军及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总体上是一个督察官、巡视官。

“晚明”是悲壮的，方震孺是悲壮的，个体与王朝如何搀扶而行？李兆洛在编辑《孩未方先生遗书》序中说：“呜呼！明之亡也，其小大臣工，精神皆涣散而不相摄，各图其私以苟旦暮。或更幸人之败，以自售其言，于国家利病固弗恤也。”“晚明”不只是“晚明”，不只是要我们追寻历史现场，而是要读懂历史的“波光”。

历史记住了方震孺。方震孺29岁中进士，踏上仕途之路。在沙县任知县不足四年；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一年零五个月；入狱两年多；“复出”任岭西参议、广西巡抚等，两年。南明政府偏安于南京，请命勤王不准，忧愤而卒。累计任职时间，不足八年。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方震孺，岂料成为私利绑架“言官”的牺牲品。

值得品味的是，方震孺在广东留下了工作《笔记》三卷，曰“决疑”，曰“定难”，曰“平反”。其中，他在“平反”前言中说，“余被魏党罗织，曾体备三木矣，岂曾为浪子而遂忘客哉？是故集‘平反’。”这既是为他人平反，何尝不是为自己留下“证言”？

方震孺以八年的工作实践诠释一生，甚至对一个王朝作一次别样的告别。

他匆忙而去，后来者给他作了一个“盘点”——

明末清初，韦际明编《方孩未集》一卷。

清朝前期，请入广西名宦祠。

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时任凤台县令兼署寿州事李兆洛编辑《孩未方先生遗书》。

道光七年（1827年），请入寿州乡贤祠。

镜鉴者自省。审视历史，需要真性情、大视野。方震孺，早已交付于王朝的车轮，寿州人甚至国人至今仍在传扬他，因为他诠释出忠诚与使命。(孙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