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雨如磐暗故园”。“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国人的空前觉醒，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马列主义传播到寿县这座曾经走出石德宽、张汇滔、方振武、柏文蔚等一大批辛亥志士的英雄城市时，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在党的创立时期，全国只有420名党员，寿县有高语罕、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茅延桢等5名党员，超过了1%。1923年冬，寿县就成立了安徽最早的直属中央领导的小甸集特别支部，有曹蕴真、薛卓汉、方运炽等8名党员。1920年，高语罕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他以通俗的文字、大众化的形式，向民众宣传“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等问题。他的《白话书信》，1921年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为当时最畅销三部书,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再版39次，发行10余万册，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影晌了蒋光慈、钱杏邨、李克农、曹渊等一大批青年志士。
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史上用爱国和革命的精神成就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投笔从戎，到黄埔去！”成为当时大批热血青年的最进步之举。1924至1926年，寿县就有曹渊、孙一中、曹蕴真、廖运泽等20余人，参加军校一至四期的学习。1924年春，茅延桢受上海党组织委派最先来到广州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担任军事教官、正取生二队队长和二队党小组长。在茅延桢的影响下，二队学员的思想最为活跃，是全校共产党员最多的队，其中就有许继慎和彭干臣。他还是“青军会”的主要成员，在他的周围聚集了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曹渊、徐向前等人，和周恩来、张崧年、高语罕等九位黄埔中共党员被誉为“红色拓荒者”。1925年，高语罕从德国留学归来，也到军校任教，是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埔四杰”。1926年1月，高语罕出席国民党二大，被指定为中共代表团党团书记，与汪兆铭、邵力子起草宣言，与张国焘、许卓然讲述国共合作之必要，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3月，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这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该团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曹渊接周士第担任独立团第一营营长。7月1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独立团为北伐先锋。在郴州、攸县、平江、醴陵和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激烈战斗中，曹渊率领一营官兵，沉着指挥，机动敏捷，英勇顽强，为独立团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最后牺牲于武昌城下，年仅24岁。孙一中接任独立团一营营长，踏着烈士的足迹，带领全营官兵，在攻占武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战斗中为“铁军”的旗帜再添光彩。
为配合北伐进军，1926年冬周恩来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经彭干臣（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引荐和赵世炎等人介绍，与孙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指挥武装起义的“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的住所就在他家的楼上。起义前后，孙津川先后被选为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铁路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成为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起义胜利后，被选为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出席了党在汉口召开的五大和全国第四次劳大。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后遭叛徒出卖，拒绝营救，为自己的信仰倒在了雨花台下。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前的7月24日，高语罕（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五人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安全，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当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高语罕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5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而孙一中（七十五团一营营长，该团党的书记）率领下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的预定主力部队。起义当天，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与周士第、孙一中将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孙一中被任命为七十五团团长，率部驻守南门，担任警戒任务。南下途中，孙一中率部奋勇断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会昌、洛口墟、三河坝等激烈战斗中，机智灵活，英勇果断，重创钱大钧部，一举打败素以“顽强”著称的国民党桂军，扩大了南昌起义的革命影响。起义失败后，孙一中与许光达被党中央派往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先后担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红七师师长，和贺龙、周逸群一起开辟了仅次于中央和鄂豫皖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当人们讲述着洪湖赤卫队的故事，吟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时，一定不会忘记和周逸群、贺龙一起创建洪湖根据地的寿县青年孙一中。
自古巾帼不让须眉。在寿县灿若群星的红色先驱中还有一位巾帼英雄——孟庆树。她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的名门望族，15岁时毅然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入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不久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女生队，与谢冰莹、赵一曼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兵。1927年11月，孟庆树受党中央委派与刘英、唐仪贞一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大的第三批学生。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成为在中共党史上影响深远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7年11月，孟庆树把五岁的女儿交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做了养女，随王明回国参加抗战。任长江局妇委会委员、书记，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常驻武汉，公开参加各界妇女活动。长江局时期,是孟庆树一生中政治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她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超凡的组织能力，为组织发动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奠定了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她是中共六大、七大代表，是一直工作、生活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人物之间的巾帼英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一靠笔杆子，二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寿县的红色先驱有的是拿笔杆子的理论家，有的是拿枪杆子文武兼备的军事家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着以一当十以、以十当百的作用。他们“志存高远”的革命理想，“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的革命气节，“无怨无悔”的革命情操，是寿县人永远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