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开放30多年潮起潮落，风生水起，不同凡响。国民经济建设一直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新月异，这是举世的共识与口碑。然而理想主义思潮似乎没有同步跟进，一度不堪拜金主义乃至享乐主义思潮的挤压而萎缩；与此同时，文学的社会功能也跟着萎缩，日益边缘化，曾经拥有的社会功能诸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赎人病的价值及其意义已经成为昨日的黄花，风光不再，于是，一些作家也开始随波逐流，淡化责任，有辱使命，也自觉地融入到文学市场化、功利化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于是便不可抗拒地出现了“文学堕落”的现实。

的确，自市场经济大潮激扬中国社会以来，文学的自尊、自信、自恋结构一度失序，艺术生产的质量与品位也日趋滑坡，涌现了大批量主题灰暗、内容恶俗、品位低下的文艺作品尤其小说，诸如《我爱美元》、《比如女人》、《渴望激情》、《上海宝贝》、《驶出欲望街》、《乌鸦》等等，在这类作品里，理想主义的光环几乎丧失殆尽，读者从这些作品里已经读不到社会和谐与温暖、人生光明与希望；即便一些艺术品位、专业水平不错的长篇巨制，却也同样因为思想稀薄、主题冷漠甚或把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无限庸俗化、妖魔化而被读者打入“问题小说”之列，像《沧浪之水》、《情爱画廊》、《逆行精灵》、《突围表演》、《有了快感你就喊》等等，毋庸讳言，阅读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受益，与其媚读倒不如拒读。也难怪当代大学生普遍怠慢当代小说，虽与顾彬们的“垃圾说”不敢苟同，却也一致认为当代小说没有几部作品能真正称得上是优秀的，不值得花时间阅读。讳言不如坦言，读了这些丧失理想、逃避责任的作品，常常倍感精神无着、生命无依，受害远远大于受益，于是便干脆“闭读”而待之。

笔者作为一名大学文学课程的教师，算是这一“闭读”现象的见证人。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理想主义思潮的丧失是导致当代小说失宠落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的，一个人倘若完全丧失了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便如行尸走肉；而一部作品倘若完全丧失了理想主义精神内蕴的支撑，也就容易沦为文字垃圾。德国汉学家顾彬之所以有“中国当代小说是垃圾”之“酷评”，就因为接触了卫慧等人的小说从而才让他落下了以偏概念的“中国怨”。

当然，如果顾彬的“垃圾说”指的就是《上海宝贝》之类的作品，那么也不为过。笔者也曾接触过这部小说，不过仅仅只读了几个页码就撂下了，至今不曾再有展卷之意。记得武汉女作家方方曾有一句经典的点评，“一眼看去，满纸肉气”，这就是《上海宝贝》的艺术“底线”，可谓道德沦丧，生命贬值，人都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肉体交易品，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理想主义精神存在的空间？可以说，作品理想主义的丧失首先在于作家个人理想主义的丧失，否则，从血管里出来的就一定都是血，而不致于都变成了污水浊流。

还有阎真的《渴望激情》和祁智的《狗日的前程》，也都把当下这个社会现实虚构得暗无天日，让人从头冷到脚跟，社会近乎“地狱”，人都近乎妖魔，尤其前者竟然把知识分子无限加以“修理”，知识分子也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小说的立意在于：知识分子为了活着，也想进军官场，于是，知识分子也都异化成了鳖和蟹，只有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如鳖如蟹一般“以爬为上”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同样，理想主义精神在这些“无情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也都不见了踪影。无论谁读了这样的作品，收获的无疑都是失落、都是绝望，别说不会给读者增加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希望指数，即使原来尚存的一点希望指数本钱，恐怕也会血本无归。

难道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就真的被时代抛弃了吗？时代的回答是不，也就是说，不是时代抛弃了文学的责任与使命，而是一些作家自身抛弃了责任与使命，抛弃了读者，也抛弃了自己。尽管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容改变，但“文以载道”的“底线”不能也跟着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文学固然已经不能动辄呼风唤雨、泣血呐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至少还应该坚守审美地把握世界、把握生活、把握人生命运的创作规律抑或规范，让文学成为文学，能最大程度地给读者带来一点和谐与温暖、光明与希望，尤其是呼唤理想主义思潮的回归，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责任和使命。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难免顾此失彼，中国社会曾经拥有的熠熠生辉的理想主义的光环、似乎在以经济建设为主流话语的强势中逐渐淡去。许多人的价值观悄然发生变化，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了拜金主义的追捧者，认为实实在在的“有钱”比空头支票般的“有理想”更加实用、时尚，也更加自足，而理想主义精神却日益变得陌生、隔膜。这也是伴随着经济建设大潮的冲击泥沙俱下之一种现象，是不可回避的。不可回避并意味着坐以待毙，呼唤理想主义回归，不仅政府有责、社会有责，而你我他尤其文学艺术创造者，也有责任。

不久前，《参考消息》曾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题为《理想主义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叶的20多年里，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没有理想主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道德失序、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诸多歪风盛行。而到了2011年新春伊始，有人惊呼：中国的理想主义又回来了！文中列举了许多事例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并认为理想主义正在改变中国现状，而知识分子是最具有理想主义的代表。此文发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或许这就是理想主义回归的一个报春的消息。的确，自去年新春以来，全社会都在呼唤、弘扬雷锋及其雷锋式的当代英雄人物，的确给中国社会肌体注入了更多的“补氧细胞”，增强了免疫力。

然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小说家与时俱进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市场上涌现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和谐与温暖、光明与希望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而“问题小说”仍然甚嚣尘上，虽然年产量已逾5000部的长篇小说成果被有关部门津津乐道，但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小说又有几部？即便获得“茅奖”、“鲁奖”乃至“诺奖”的作品中，也未必都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精神净化的好作品。我们的一些小说家似乎已经成了“异化”的先躯，早就把文学对于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抛到了一边，只管埋头写自我标准的小说，表现小我的“象牙塔故事”，看重市场与功利，能登上“作家财富榜”榜首似乎才是文学的硬道理，至于对于理想主义内蕴的思考与立意的价值取向，早已经被沦为边缘化的“废料”。

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也应该是社会的先知与良知的代表，我们在警惕乃至拒绝文学政治化倾向抬头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崇善，而不是审丑媚恶，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会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环，而且也会给读者带来和谐与温暖、光明与希望，让读者在作品中还原自己的“人生梦想”。比如张海迪的《绝顶》就是一部迸发理想主义光环的好作品，那个大气磅礴又温馨柔美的雪域之巅就象征着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圣地”，尽管也充满了悲情与不幸，却也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张炜的《你的高原》也是一部呼唤理想主义精神的上乘之作，有人称之为“补钙”之作也并非过誉，小说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所宣示的一种感人励志的时代精神及其民族风采，正是中国当下社会及其读者的心理期待，阅读一部充满阳光的作品就等于精神保健。此外，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和《天行者》，也都堪称张扬光明与希望之作，深层次结构中都沉淀着理想主义的意蕴，小说写活了人，也呼唤了理想主义精神。这不仅是作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文学的使命所在，一句话，文学的出路不在别处，也就正在这里。

（孙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