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周荣道，家住山区，比我年长十八岁。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鸟语花香，春光明媚，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来到家兄开办的私塾。他肩阔腰圆，身材魁梧，一脚跨进大门，家兄便急忙迎了上去。俩人亲切地轻轻握手。家兄吩咐：“荣永，还不快喊大哥！”我站了起来，胆怯地喊了一声：“大哥！”他看了我一眼：“今年十几岁了？”“十三岁。”“读几年书了？”“春种结束，刚刚来读。”“好好读书，长大了报效祖国。”堂兄对我说。

　　说话的当儿，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这位威武大汉，我踮起脚尖，高高举起手，怕也够不着他的帽沿呢！

　　堂兄走后，家兄滔滔不绝地向同学们讲述了一段他的精彩故事——

　　同学们，刚才来我们私塾的这位新四军战士，是我的堂兄周荣道。他自小家里很穷，十一岁替人家放牛，只管吃饭，一分工钱也不拿，因为他的饭量很大。他家没有耕牛，父亲扶着犁梢，他背着绳索，耕起田来比老水牛还快。农村每家都有一个场，但石磙子很少，用起来要从这个场拉到另一个场，遇上沟坎，还得有人推；他却一个人抱着，像抱一个大冬瓜。有一年，他在一家舂米厂做工，干的活比别人多，拿的工钱却比别人少，因为他的饭量特别大：一顿干饭至少吃三升米，一顿稀饭要喝一大盆。小气的老板娘打算辞退他。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半夜起床，悄悄地把一个个石碓垒了起来，直抵房顶。第二天一大早，伙计们起来干活，发现石碓垒起来了，赶忙向老板报告。老板一听就明白了，不仅没有辞退他，还答应给他高过别人百分之二十的工钱。他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轻轻巧巧地把一个个石磙抱了下来，放回原处；伙计们站在一旁看着，有的伸出了舌头，有的翘起了大拇指。

　　一九四一年，荣道参加了新四军，扛枪打鬼子，再也不愁穿衣吃饭了。

　　一九四三年，侵占巢湖、无为的日本鬼子对银屏山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他们掌握了荣道父母所住的山村，把两位老人逮了去，强迫他们交出儿子。两位老人宁死不屈，严辞怒骂，最后被鬼子剜心而死。国破家亡，血海深仇，岂能不报？这年秋天，玉米、高粱快要熟了，鬼子又开始大扫荡，一是破坏秋收，二是梦想剿灭新四军，活捉周荣道。天空、飞机狂轰乱炸，地面、机枪、大炮不停扫射；正面作战，新四军只有步枪、大刀、手榴弹，如何是鬼子的对手？于是，智谋对战，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一天中午，赤日炎炎，扫荡了两天两夜的鬼子驻扎在一个村里休整。周荣道穿上便装，腰间别了一支短枪，袖筒里藏着一把匕首，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村里。排长知道他要干什么，既不询问，也不阻拦，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等待着又一个奇迹的出现——以前，他曾经一人多次神出鬼没地潜入敌营，杀死十四个鬼子和八个伪军，还缴获了两挺机枪和十支步枪。他穿过一片玉米地，来到村边二百步处，发现一个伪军，手里端着长枪，站在路边放哨，他像猫儿一样出现在他的背后，一只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只一扭，“咔吱”一声头断了，伪军倒下去了。他继续向村里逼近，发现村口一个搭着“猪耳朵”的鬼子，端着枪，不停地东张西望；只见那鬼子一扭头，他一个箭步跨上去，采取同样的手法，那鬼子也悄无声息地倒了下去。村里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血腥味和老百姓尸体的腐臭。他走进一家堂屋，发现七八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象一头头死猪，墙边靠着两挺机枪和十几条步枪；他一脚踩着一个鬼子的胸膛，只一使劲，“咕噜”一声，那鬼子七窍冒血。一连七八脚，七八个鬼子都回东洋老家去了。他向一间里屋走去，发现一个特别壮实的鬼子，腰间挂着一把东洋大刀，伏在桌上睡着了。他跨上前去，一把抓住头，也是一扭，不料那家伙竟一下子跳了起来，反手抱住了他。两人正在厮打，排长走了进来，一匕首捅进鬼子的后背。他俩不敢恋战，周荣道扛了两挺机枪，排长背了四条步枪，两人钻进玉米地，来到一个小山坡，架起机枪，对着村里的鬼子“嗒嗒嗒”扫了一通，紧接着鬼子的机枪响了，迫击炮也响了，像爆竹店起火似的，热烈地为他俩凯旋送行。

　　“向新四军伯伯学习，向英雄学习！”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口号声……

　　我和堂兄只匆匆见过一次面，七十多年过去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和英勇无畏的形象，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周而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