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入寿春，民族融合的先声
——以寿春侨置崇义县为例
一
东晋南北朝是一个王朝更迭频繁、民族迁徙复杂而纷乱的时代。在衣冠南渡、胡汉融合的洪流中，江淮之间的寿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侨置郡县”现象。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在《凉州词》中传递出千年前西北雄浑壮阔的羌笛声，南北朝时，这一旋律又回响在淮河岸边的寿春大地。
历史上，羌人主要活动于西北的陕、甘、青及川西北地区。公元5世纪，一支羌人群体迁徙至江淮流域的寿春地区，并建立起一个名为“崇义县”的聚落。这一事件在《宋书·州郡志》中被明确记载为“羌人始立”，是羌人深入江淮腹地少有的确切记录。
历史的错位，源于公元4-6世纪那场席卷北方的“永嘉之乱”。
周强在《南北朝时代寿县的地名演变》中说：“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民相继南渡，大多聚族而居。东晋南朝统治者对南渡士民，一面拉拢其中的世家大族参加政权，一面设置侨州侨郡侨县安置侨民。侨置建制保持原来籍贯，另立户籍，给以优复特权，不受当地政府管辖。”
1996年版《寿县志》“侨置郡县”载：“行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侨，义为寄居。西晋中叶，八王相残，五胡入侵，中原板荡，士族臣民相率结队南徙。而江淮地区自三国鏖兵后，地旷人稀。当局为安置侨民，遂按其原籍地名侨置郡县，使之聚居，而区别于土著。侨置的郡县，其疆界多不固定。”
寿春，控淮泗之咽喉，扼南北之冲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时既是北方势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晋北伐的桥头堡。北方的流民，无论汉胡，汇聚于此。南北朝时期，除主体县寿春县之外，按照设置时间先后，治所设在寿县境域的侨实县级建制有小黄县、崇义县、北谯县、义昌县、安丰县、安城县、长平县、西华县、滁水县等。
二
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寿春先是东晋北疆的军事重镇“扬州督镇”。
据史料载，“永昌元年（322年），豫州刺史祖约退守寿春，豫州本土没于石氏，淮南郡改属豫州。”东晋丧失广袤的中原豫州之地后，寿春由相对安稳骤然变为烽火连天的前线。“咸和三年（328年），寿春入后赵”，此后，这座城池便在后赵、前燕、前秦等北方民族政权与东晋之间反复易手，如“太和四年（369年），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六年，回归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十月，入前秦。十一月，淝水战后回归东晋”。连番的战火，使得“淮南旧境为战乱区，大批流民南徙或渡江，大部分旧县撤销”。寿春已成为南北政权激烈拉锯的焦点，原有的行政建制与社会结构，也在战火中濒临瓦解。
面对“中原板荡，士族臣民相率结队南徙”的局面，东晋南朝统治者不得已推行“侨置郡县”的特殊政策。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指出，“司、豫二州流民多取道淮河支流涡水、颍水、汝水，渡淮后寄寓在钟离、马头、寿春一线。”
据《寿县志》不完全统计，当时侨置于此的郡县有：小黄县、义昌县、义宁县、崇义县、陈留郡、浚仪县等。正如旧志所叹：“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寻求推校未易精悉。”
三
《寿县志》在介绍崇义县时，特别引《宋志》标注其为“羌人所立”。
羌人入寿春，崇义县之设，始于刘宋，源出金墉。
羌人进入寿春，与东晋末年的北伐战争直接相关。北宋《太平寰宇记》引《宋略》指出，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大将檀道济北伐后秦，攻克洛阳金墉城，俘获包括羌人在内的四千余众。檀道济未采纳坑杀降众的建议，而是“宽仁为怀”“皆释而遣之”，此举促使“戎夷咸悦”，大量民众归附。这批来自金墉城（今河南洛阳）的羌人随后被安置到北伐前线的重要基地——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南三里处。
刘宋永初年间（420-422年），羌人移民已达到相当规模，朝廷正式在寿春侨置设立崇义县，以管理这批南迁的羌人。崇义县，就是一个专门为羌人移民群体设立的“自治性”安置点。
《宋书·州郡志》明确记载，崇义县设于刘宋永初年间（420-422年），其建立者为羌人。公元500年北魏占据淮南后，崇义县一度成为梁郡郡治，地位提升，甚至可能因寿春城残破而暂代其成为扬州刺史的治所。
“羌入寿春”不是一个模糊的历史概念，而是落地寿春的一个行政建置——崇义县。它不仅是羌人南迁的物证，更是南朝民族政策的鲜活标本。
淝水之战后，东晋将部分前秦战俘“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刘裕北伐后又引发一次移民潮，如“河东闻喜裴先福南迁后寄居寿阳”，“京兆霸城王氏……其祖父从裕南迁”。这些中原的高门大族，如河东裴氏、京兆韦氏、王氏等，他们的南来，使寿春不仅汇聚了人口，侨置背后，更带来了文化精英的迁徙。
四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社会风尚实承袭南朝，源头正可追溯至侨寓江淮的士族社群。侨置郡县的“南朝化”实验深刻影响了隋唐。这说明隋唐帝国的统一格局，并非突然形成，而是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自南而北的、以江淮地区为聚点的融合演进。寿春，成为“南朝化”的一个重要生成节点和北传基地。
在寿春大地“聚族而居”的北方士族，维系着原有的门第家风和文化传承，使寿春成为乱世中保存中原文化的一块“飞地”。他们所崇尚的礼仪、文学、玄谈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风尚。
北方民族，尤其是羌人进入江淮地区后，与当地汉人杂居、通婚，“化外之民”的羌人逐渐成为南朝治下的编户齐民，最终融入华夏主流。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并非简单的“汉化”，而是一个多向、复杂的过程。
因此，“羌入寿春”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东晋南朝通过侨置政策进行社会整合的一个成功案例。羌人在寿春被“立县”安置的模式，后来被北朝模仿，并最终为隋唐帝国所用，以治理更为广袤的疆域和更多元的民族。
梁末陈初，原郡治南迁，崇义县建置逐渐模糊。《隋书·地理志》中仅载旧有“梁郡”，未提崇义县，推测至6世纪下半叶，随着寿春地区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崇义县建置被省并。这批羌人后来的活动痕迹在史料中难以追寻，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典型体现——少数民族的迁徙“来龙”可考，但其“去脉”无踪，已融入当地社会，难分彼此。
侨置郡县，随着隋朝一统而纷纷废止。
“羌入寿春”“崇义县之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与融合的一个具体例证。羌人的迁徙“来龙”可考，但“去脉”却难以追溯，最终在历史的进程中完成了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反映了那个阶段各民族在动荡中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寿县志》（1996年版）
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3.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
4.《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5.《宋书·州郡志》
（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