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体系

刘邦一统江山，西汉王朝建立，结束长期战乱局面，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生活稳定、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宽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使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得以进行，以淮南王刘安（前179年—前122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为载体并得以呈现，科学依据主要有如下诸因素：

1、北斗斗柄运行。《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标准，依据北斗斗柄的运行方向。北斗斗柄运行，同月亮、太阳、五星、二十八宿的度数相配合，组成了古代科学的历法、天象体系，这是淮南王刘安及门客留予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全年为365+1/4日，两维之间为91+5/16度。具体分配情况（整数）是：冬至——大寒46日，立春——惊蛰45日，春分——谷雨46日，立夏——芒种46日，夏至——大暑46日，立秋——白露46日，秋分——霜降46日，立冬——大雪45日。二十四节气构成了一个天象、历法、气温、降雨、降雪、物候、农事、音律、干支等的综合体系，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从事农业生产、顺应自然规律、和谐“天人”关系的理论基础。

2、月亮运行。二十四节气以观察太阳视周期运行规律为特征，虽体现出阳历时间历法特点，但也同月亮的运行密切相关。月亮的运行是阴历范畴。设置闰年，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点而设立的。这样，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兼取二者之长，补单一之短，属于兼有阴阳合历性质的二十四节气就制定出来了，并沿用至今。《淮南子·天文训》说：“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馀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二十六”，高诱注：“六，或作八。”按：“六”当作“八”。这段话的意思是：月亮每天运行13+28/76度，29+499/940日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岁。每年尚差10+827/940日，不够365+1/4日。因而十九年中有七次闰年，如2017年闰六月、2020年闰四月。

3、太阳运行。《淮南子·天文训》中运用太阳周年运动的运行规律，来划分二十四节气。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圭表测量。圭表，是中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表”是直立的标竿，“圭”是平卧于子午方向的尺子，“表”放置在“圭”的南端，并与“圭”互相垂直。根据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的不同，以及周期变化的规律，按照“圭”上“表”的投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用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二是，利用太阳与二十八宿的关系。《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太阳正月处于二十八宿中的营室位置，二月处在奎、娄位置……十一月份处在牵牛位置，十二月处在虚星位置。比如，“营室”对应正月中、雨水，“虚星”对应十二月节、冬至。

4、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夹角，可分为不同度数：角宿12度，亢宿9度，氐宿15度，房宿5度……七星、张宿、翼宿各18度，总共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是365+1/4度。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与北斗斗柄、太阳运行度数相同。比如，立春在“危17度”（今测16度）；立秋在“翼18度”（今测15度）。

5、十二律长度。《淮南子·天文训》中用十二律度数，来表示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变化。黄钟处在十二地支子位，它的长度数是81分，主管十一月之气，下生林钟；林钟的管长是54分，主管六月之气，上生太蔟；……无射的管长45分，主管九月之气，上生仲吕；仲吕的管长60分，主管四月之气——这样十二律相生便结束了。比如，“冬至”时，与十二律相配的是林钟，音调逐渐降为最低；“夏至”时，与十二律相配的是黄钟，音调逐渐上升为最高。用十二律测定二十四节气，《后汉书·律历上》就记载有“候气之法”，东汉以后，有关乐书中仍有记载。

6、十二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中记载了十二个月与北斗斗柄、二十八宿、五方、二十四节气（其中涉及八个节气）、农事、政事、物候、气象、祭祀、军事、干支、音律、五行等的相互关系。《淮南子·时则训》十二月令的记载，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记载相近，所以使用了“日长至”“日短至”“日夜分”等词语。在十二月令体系中，二十四节气中的四个“立”、两个“分”、两个“至”，是确定四季、纪月、纪年的主要标准。

前139年，二十四节气体系创立完成于西汉前期，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入《淮南子·天文训》，并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建元二年）献给朝廷，得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认可。如果从那时算起，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完成和发布，至今已逾2160年。淮南王刘安在位42年，都城为“寿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之名见于《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又历经19年，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南方大国楚国，受北方强秦进攻，在寿春灭亡。秦帝国建立不久，便被身为楚人的刘邦推翻，整个华夏大地重新为楚人建立的政权掌控。当年刘安所在的寿春是晚楚都城，探究创制二十四节气时，不可避免会受楚文化影响。而楚国天文学由来已久、代有传承，极为发达。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中也有确凿佐证。如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带有二十八宿和“斗”字的箱盖，其年代约在前430年。楚国天文学家甘德（一说齐人、鲁人），著有《天文星占》，部分逸文收录于唐代《开元占经》中。楚怀王时代的天文学家唐昧（？—前310年），著有《星学》。1978年，在战国楚地阜阳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墓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而史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及门客还著有《淮南杂子星》十九卷。可以说，二十四节气的研究继承了楚人天文学成果，在此基础上，淮南王率领科研团队又进行详细观测、反复推演、精确运算，最终在淮南王国都“寿春”完成研究。迄今为止，这也是公认第一次完整、科学论述二十四节气排序与计算，并记录于《淮南子·天文训》中传承至今的成果。淮南之于二十四节气，有着极为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淮南王刘安在此第一次完整提出二十四节气，且淮南地域自然条件优越，观测研究选点合理，正位于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南北地理自然气候分界线的中点线上，四季分明，恰好体现二十四节气两个“分”、两个“至”的特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意义。二十四节气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经历了地域传播、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以及本地化和世俗化的变迁与定型，形成以太阳和月亮运行为核心的地缘认知群体，日渐成为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晋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