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楚人熊绎以子男的身份在蛮夷之地的荆山偏远之处，受封于一块不足五十里的狭小天地，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国号和家园，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中原华夏各族蔑视为“荆蛮”，没有参加周朝盟会的资格，可谓是地僻民贫、势弱位卑。然而不过数百年时间，在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强势崛起，后来居上，春秋中期就问鼎中原，成为诸侯霸主。及至战国时期，楚灭国六十余，疆域空前扩大，成为拥有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声势煊赫的东方第一大国，把楚文化推向辉煌和极致，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楚人之所以能由弱小变为强大，变落后为先进，创造出博大精深、诡谲多变、风格独具的楚文化，原因固然很多，但楚人于苦厄中自强不息、崇武爱国的精神，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纵观历史，与中原华夏各族相比，楚人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自夏、商以来，他们不断地遭到周围强邻的迫害打击，不断地背井离乡，辗转流徙。立国之初的楚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和贫瘠。楚人所居住生活的地带，不仅远离发达地区，而且周围都是深山老林，草莽丛生、荆棘密布。熊绎所居的丹阳，名为国都，实为村落，没有城池，荆棘环绕而构成的寨栅成为国家的防御工事。面对如此不堪的环境，饱经磨难的楚人既没有怨天，也没有尤人，而是格外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立国机会，他们深深懂得，只有壮大自己的实力，才是立身之本、强国之基。
楚人崇武爱国，从楚墓出土大量兵器，就是物证。在列国纷争的时代里，不崇武强军，楚国就难以生存，就不能发展，崇武爱国是楚人的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楚人的先民们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时间之长以千年计，他们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至重至上的心理，孕育了楚人炽烈而坚定的崇武爱国精神。
熊渠，是春秋早期楚国的一位国君，颇有胆识。为了拓展楚国的生存空间，熊渠举全国之力，发动了三大战役，先是西征庸国，接着东讨扬越，最后远伐鄂国。三战三捷，从而使“出自幽谷”的楚人“迁于乔木”，楚国才转弱为强，真正开始立足于诸侯之林。
据《左传·庄公四年》记载，楚武王欲讨伐随侯出征前，按照惯例祭告天地、神灵和祖先时，突然胸口闷得慌，不幸病倒。武王征战一生，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然抱病前行。楚军渡过汉水，到达今湖北钟祥一带的时候，武王心疾猝发，他让侍卫扶他下战车，刚坐到路边一棵树下就溘然长逝。
面对突然变故，楚军没有惊慌失措。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一面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一面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他们修整了进攻的道路，在溠水上架设了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扎下营垒，摆出一副不打胜仗决不收兵的阵势。随人见状，真的相信楚军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胜惶恐，放弃了抵御，赶紧请求议和。屈重便以楚武王全权代表的身份进入随都，与随侯缔结盟约。随国保证世代臣服楚国，不敢再有二心。楚人见目的已经达到，便班师回国。直到抵达本土之后，楚人才为武王举哀发丧。楚武王一生戎马悾惚，年过古稀仍抱病出征，不幸为国捐躯，因而谥之为“武”。
武王的儿子楚文王，为了启疆立业，和父亲一样，也死于征战。公元前676年，巴国的军队袭击楚国权县的治所那处（在今湖北当阳与沙洋交界处），引发了楚巴战争。第二年，文王亲自率军抵抗巴军，在津地（今湖北江陵与枝江交界处）被巴军打败。文王引败军回到郢都，命令掌管都城大门的大阅鬻拳开门，鬻拳在城楼上对文王喊道：“我们楚军是无敌之军，楚王是常胜之王，没有听说过打了败仗的人还能进城！”文王无言以对，为了将功补过，他带领军队转身去攻打黄国。黄国是淮水上游的一个小国，故址在今河南潢川县。这一次，文王吸取前车之鉴，一举击败黄师，迅速撤兵回国。当时正是夏天，气候炎热，加之文王外出征战数月，日夜操劳，体弱气衰，将近郢都时，在一个名为漱（今湖北钟祥北）的地方暴病而死。在安葬完了文王后，鬻拳随即自尽以谢罪。
在楚国开疆拓土、勇武有为的君王中，楚庄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问鼎周室、饮马黄河，这位杰出的国君，真正实践了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豪言壮语。
公元前597年发生的晋楚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楚庄王亲率楚军大败晋军，饮马黄河。这一仗，使楚国在中原争霸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楚庄王本人也因此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楚国之所以能成为先秦时期的泱泱大国，与楚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拥有伟大的战略抱负和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是分不开的。
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诿过偷生的。公元前699年春天，楚武王派莫敖屈瑕攻打罗国。由于屈瑕恃才傲物、盲目轻敌，导致楚军遭到罗、卢联军的夹击。屈瑕兵败，无颜见君王、父老，就在荒谷自缢而死。莫敖屈瑕的死开创了楚国统帅以死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
公元前632年，楚、晋城濮之战，由于楚军主帅子玉骄狂轻敌，以致以优势兵力反而吃了败仗。当子玉率领败军向楚国撤退，快到申县附近的方城时，楚成王的使臣已经等在那里，使臣对子玉说：“军队打了败仗，主帅却能安然回来。申、息两县的子弟战死无数，大夫要是进方城去，怎么向申县和息县的父老交代呢？”子玉走到连谷这个地方，来不及等到楚成王的发落，就自缢而死。这时，楚成王又派了使者前来，要子玉、子西不要自尽，可惜晚了一步，子玉已经身亡，而子西因绳子断了而活了下来。晋、楚鄢陵之战中，主帅子反因为醉酒，误了军事，也自杀了。
楚人把忠君爱国看得重于孝亲爱亲，尤其是在国家遭遇危乱时，这份舍亲为国的赤诚就显得更为感人。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白公胜作乱。《说苑·立节篇》记大夫申鸣引兵攻打白公胜，白公胜听说他是一个大孝子，便把他的父亲捉来，胁迫他投降，申鸣说：“我接受楚王的俸禄，就得为楚国尽忠效能，今天我无法去做孝子，只能做忠臣。”说罢，依然战斗不止，他的父亲因此遇害。白公胜被灭后，申鸣也因未能尽孝而自尽。
在公元前506年吴楚战争之中，楚国年幼的国君楚昭王及其母后孟嬴表现了与楚国共存亡、誓死不降的决心；楚国的将帅们表现出成仁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柏举之战中，楚莫敖大心身陷重围，浴血奋战，最后抚其御者的手说：“楚国败亡之期已到，我将为楚国一死，现已兵尽矢绝，要与敌人徒手搏斗。要是能扑杀一人、摔杀一人，就不枉楚国的社稷哺育了我，我就死而瞑目了。”他冲入敌群，徒手格斗，最终壮烈牺牲。长期以来，楚国的文武百官，人自为战：有的泣血秦庭，请求援兵；有的驱逐燧象，冲破敌阵；有的远走他国，开辟抗吴援楚的第二战场；有的弃杀父之仇投身于抗吴大局。楚国的平民百姓都表现出了舍生忘死的气概等等。
在吴楚之战中，楚人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楚怀王时期秦楚汉中之战中，楚国的高级将领（通侯、执硅）为国捐躯者达70余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预言的实现，亦是楚人爱国精神的体现。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是屈原在《国疡》中为奋勇抗秦而献身疆场的楚国将士的悲歌泣血，又何尝不是数百年来楚人崇武卫疆的精神写照！“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说的是只要楚国能发展强大，即使自己遭殃受难，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这两句诗虽出自屈原的《离骚》，却也是无数爱国楚人的内心独白。
（时本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