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晚期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楚国虽已不复昔日问鼎中原的雄风，却在楚顷襄王熊横与春申君黄歇这对君臣的联手下，一度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这位“战国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成员的政治奇才，凭借非凡辩才与政治智慧，在楚国危难时刻力挽狂澜。

战国晚期“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复杂国际格局中，楚国在强秦虎视、内忧外患中艰难图存。

这段历史不独是个人命运的跌宕传奇，更是一个伟大王国在存亡之际的倔强与奋起。

1 危局中的君臣际会

黄歇的崛起与顷襄王的抉择

公元前278年，对楚国而言是一个充满屈辱与痛苦的年份。

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顷襄王被迫将国都东迁至陈城（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这场被称为“白起拔郢”的秦楚战争，不仅使楚国失去了经营数百年的政治中心，更让这个曾经“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南方霸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每一次危局，似乎都在呼唤着英雄挺身而出。

一位名叫黄歇的年轻士人，开始登上楚国政治舞台，他后来将以春申君的名号载入史册。

与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三位出身王室的“战国四公子”不同，黄歇的身世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史记·春申君列传》明确记载“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表明他并非楚国王室成员。

因先秦史料的缺失，现有典籍对黄歇的出生及少、青年时代记载几乎一片空白。

《史记·春申君列传》中黄歇最早的出场记录，见于楚顷襄王时期。

至于他出场之前的出生地、家世族情、入仕途径、早年官职与履历等，皆不得而知。

黄歇早年“游学博闻”，广泛吸收各家思想，这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奠定了深厚基础。

楚顷襄王熊横（公元前298年-前263年在位）即位时，楚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中。

其父楚怀王被秦国扣押致死的耻辱，加之白起连续攻占楚国西部大片领土的军事压力，使这位楚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像黄歇这样能言善辩的青年才俊，自然引起了顷襄王的注意。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黄歇）事楚顷襄王”。

黄歇“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的赏识”，这种赏识既源于其个人才能，也是楚国在危难困境中对人才的迫切渴求。

改变黄歇人生的重大机遇正在来临。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以白起为将，联合刚被征服的韩、魏两国，准备大举进攻楚国。

消息传来，楚国举国震动。

郢都被破后，楚军主力折损、士气低迷，新都陈城防守空虚。

楚国无力再战，顷襄王亦无心再战，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

危机时刻，顷襄王作出关键决策——选拔黄歇作为楚国使臣出使秦国。

这一重大使命既是对黄歇综合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楚国在军事失利后的外交转向。

作为经历过国都沦陷、父亲惨死的楚王，顷襄王任用黄歇，既出于对其才能的高度认可，也寄托着利用其外交手腕为楚国避免战争的现实考量。

楚国使者黄歇从陈城出发前往咸阳之时，包括顷襄王在内，楚国举国都在期盼着他的归来。

2 一封谏书尽显雄辩

黄歇情动昭襄王

公元前272年，黄歇肩负楚顷襄王的重托抵达秦国时，面临的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任务——白起率领的秦、韩、魏联军已出发，准备对楚国发动致命一击。

危急关头，黄歇并未选择常规的卑辞厚礼求和方式，而是精心准备了一封极具战略眼光的谏书。

他上书秦昭襄王的核心论点是“两虎相争”的利害分析：首先承认“天下强国，莫过于秦、楚”，进而指出若两国死战，只会让韩、赵、魏、齐等国坐收渔利。

这一判断精准把握了战国晚期的国际格局——尽管秦国已崛起为超级强国，但东方列国仍保有相当实力，任何两大强国间的过度消耗都会给第三方可乘之机。

为增强说服力，黄歇列举了历史上因贪图眼前利益而招致灭亡的案例：智伯因轻视赵氏而败亡，吴王夫差因专注攻齐而被越国所灭。

这些历史教训对正处于扩张巅峰的秦昭襄王而言，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黄歇将秦国近邻韩、魏描述为“前仆后继地死于对秦战争，已经快有十代了”的世仇，暗示这些国家才是秦国真正的威胁——这一论述与范雎正在向秦昭襄王推行的“远交近攻”战略不谋而合，无形中增强了谏言的可信度。

从军事地理角度，黄歇也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向秦昭襄王抛出尖锐问题“您打算从哪条路上出兵呢？”，若借道韩魏，秦军可能“一去不复返”；若直接进攻楚国南部，则只能得到“不毛之地”。

这种基于实际地理条件的务实分析，对习惯理性决策的秦国朝堂尤为有效。

黄歇谏秦王的核心战略逻辑可概括为三点：一是避免秦楚两败俱伤；二是集中力量打击近邻韩魏；三是通过秦楚联盟威慑其他诸侯。

秦昭襄王审时度势、反复思量后，认为黄歇的谏言见解深刻、眼光高远，也清醒地意识到秦国尚不具备彻底降服楚国的实力，秦楚对决的时机尚未成熟。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昭王曰‘善’。”

于是秦昭襄王召回白起，谢绝韩、魏，派使臣给楚国送去厚礼，与楚国缔结盟约。

这次外交胜利对战国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楚国争取到了战略调整的时间，为日后楚考烈王时期的楚国复苏奠定了基础；从更大历史视角看，黄歇说秦的成功，也展示了外交艺术在国际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即便军事实力悬殊，巧妙的外交策略仍能极大影响君王决策。

3 由盛而衰的转折期

顷襄王时代的国际形势与困境

楚顷襄王在位的三十五年（前298年-前263年），是楚国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的转折期，也是战国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

这一时期，楚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秦楚关系的戏剧性变化是核心主线。

楚怀王被秦国扣押致死的耻辱，使秦楚结下血海深仇，深深刺痛了楚人的民族自尊。

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迫使楚顷襄王不得不暂时搁置仇恨，与秦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郢都后，楚国西部领土大面积丧失、军事力量遭受重创，这种弱势地位决定了顷襄王不得不采取守势外交。

东方列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盟友齐国在经历燕国乐毅伐齐的浩劫后实力大减，已无力充当抗秦领袖；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连续打击下摇摆不定，时而屈服于秦，时而加入反秦阵营；赵国经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军力大增，但尚未达到能与秦国正面对抗的水平。

六国力量分散、缺乏核心领导的局面，使楚国难以组织有效的合纵抗秦联盟。

楚国在这一时期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韧性：尽管失去了经营数百年的郢都、遭遇惨败，但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先进的文化，特别是楚人筚路蓝缕的不屈奋进精神，使其难以被彻底击垮。

楚国分为西楚、东楚、南楚三部分，经济重心在淮北、沛、陈等西楚地区；而丢失的郢都所在的南楚虽为鱼米之乡，但长年战争导致人口大量逃亡，在楚国经济中地位较低。

这种地域经济的多样性，使楚国在失去政治中心后仍能维持相当长时间的抗争能力。

“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战国晚期政治格局，决定了楚国生存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组织反秦联盟。

楚顷襄王后期，随着黄歇地位的上升，楚国开始重新积极参与合纵事务，为后来楚考烈王时期春申君主导的“五国攻秦”埋下了伏笔。

尽管这一阶段的合纵努力成效有限，但它标志着楚国对外战略的重要调整——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制衡。

4 辩士与君王的相互成就

明君贤臣背后的楚国政治生态

黄歇在楚顷襄王时期的崛起，不仅是平民士人凭借才能获得重用的励志故事，更是战国晚期楚国政治生态演变的缩影。

这一君臣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楚国在生死存亡之际的权力运作机制和人才选拔逻辑。

与中原列国相比，楚国政治传统具有鲜明特点：自春秋以来，楚国就以“大臣太重，封臣太众”著称，昭、屈、景等世家大族长期把持朝政，形成了独特的贵族共治格局。

这种体制在和平时期有利于维持政治稳定，但在危机时刻易导致决策僵化、反应迟缓。

吴起变法曾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楚顷襄王即位时，面对白起攻楚的紧急军情，传统贵族拿不出任何有效对策，这种无能表现促使君王转向新兴的士人阶层寻求帮助。

“游学博闻”“辩才出众”的黄歇，具备当时流行的纵横家特质——不仅学识渊博，更擅长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能为困境中的君王提供清晰可行的策略建议。

在白起拔郢后的危局中，正是这种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而非贵族出身），成为黄歇获取顷襄王信任的关键。

经历过国破家亡的顷襄王，对传统贵族的能力显然抱有深刻怀疑，在军事连遭败绩的情况下，他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挽救楚国。

平民出身的黄歇之所以能突破楚国森严的等级制度获得重用，固然与其个人特质密切相关，但最关键的因素，是他遇到了顷襄王。

二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秦汉时期“布衣卿相”的政治模式。

黄歇成功说服秦昭襄王后，秦、韩、魏联军退去，秦楚拟续订盟约。

黄歇从秦国归来时，顷襄王出陈城十里迎接，楚国上下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欢庆之中。顷襄王任用黄歇为左徒。

然而风云突变，秦昭襄王向楚顷襄王提出了缔结盟约的苛刻附加条件。

一场更为凶险的考验，正在等待着楚国的左徒黄歇。

(沈国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