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除去从正面展开研讨，亦可从反面来重新审思，即：如若没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否能够继续用“荆楚文化”的传统概念来涵括淮河流域的楚文化历史发展情况及其遗存？换言之，“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其无法缺失、无法否认的必要性？对此，或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楚文化历史发展能否只论“江”而不言“淮”，用长江流域来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从楚族自西周初年立国至被秦所灭，贯穿两周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发展历经了从长江流域崛起兴盛，到淮河流域渐趋衰落乃至消亡的全过程，其间楚国染指和经略淮河流域长达四百余年，这一时段占据了一半的楚国存在时间，可说是一部淮河流域楚政治、楚文化发展史，就是半部楚国史。由此来看，楚国历史是其长江流域发展史与淮河流域发展史的统一体，无“江”则楚国无由产生走强，而无“淮”则楚国难以达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雄踞江淮之间，号称“天下之强国”的政治巅峰，也难以在“鄢”“郢”失陷后凭借淮河流域为根基延续存在五十余年。是以淮河流域对于楚国历史发展而言，绝非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缺失了淮河流域的作用及影响，八百年楚国史必定被改写，甚而其能否存在“八百年”，也将是历史疑问？淮河流域在楚人那里，实际上是仅次于长江流域的“第二根基之地”，是其北上争霸、东向抗秦的大后方。楚顷襄王熊横迁都于淮河流域，是楚人长期重视和经略两淮地区的必然选择、必定结果，有其深层次的全局性的战略考量，并非慌乱决策下的轻率之举。楚“强”时，两淮地区是其进一步开拓进取的重要“后方”；楚“弱”时，则是其留给自己的一条重要“退路”。无论兴衰，淮河流域都是楚国不容有失的战略根基之一，既与长江流域的作用影响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之别。审视八百年楚国史，如若只论“江”而不言“淮”，只重“江”而不重“淮”，用长江流域来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恐怕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情况，也无法揭示出楚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全貌。
二是淮河中游楚都“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厚重存在，是否能被一般化对待，而不是突出强调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楚国中后期发展里，政治中心从长江中游迁移至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游，决定了“寿郢”（寿春）具有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八百年楚国史最后终结于“寿郢”（寿春），也让“寿郢”（寿春）成为楚国诸“郢”中与众不同者之一。“寿郢”（寿春）承载着楚国最后的历史辉煌与荣光，是日暮之前的一抹亮丽晚霞。也因楚考烈王熊完和楚令尹春申君黄歇的用心经营，“寿郢”（寿春）拥有了十分厚重的楚文化历史遗存及底蕴，在先秦列国都城营建史上占据独特的一席之地。时至现代，以寿春故城遗址、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春申君黄歇墓为代表的楚文化历史遗存更是令世人惊叹，在楚文化考古发掘上影响深远。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仅有的两座楚王墓，尤其是后者有幸得到了抢救性的科学考古发掘，被证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王级墓葬，已提取包括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玉器、木俑等在内的编号文物一万余件，堪称有史以来楚文化考古发现的最重大成就之一。一座楚“郢”都、两座楚王墓（也可视为“楚王陵”），让古“寿郢”（寿春）所在的淮南市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楚文化历史遗产，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楚文化传承发展优势。如此丰富厚重的楚文化历史遗存，也充分彰显出淮河中游在全国性楚文化体系内不容轻忽的重要地位。如何面向整个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历史演变情况，客观认识以古“寿郢”（寿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对于全国性楚文化所产生的特殊影响，便成为楚学界需要重新有所深思研讨的重要议题。若无“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人们是否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到以古“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不同于以古“栽郢”（纪南城）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差异之处，是否能进而意识到淮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同为楚国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之莫大肯綮的根本原由？
三是以往楚文化研究虽然在强调“荆楚文化”概念的同时，也先后出现了“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陈楚文化”“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 “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各种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但是大都缺少严格的概念界定，而且少有真正能从淮河流域整体出发论及楚文化者。“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是湖南省、四川省、江苏省学者主要基于长江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提出的概念，从不同的地域视角反映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楚文化的历史存在及影响。“陈楚文化”“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尽管是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学者立足于淮河流域提出的楚文化概念，但均缺少淮河流域的整体性视角，其中“陈楚文化”侧重于以古“陈郢”（陈县）为中心的淮河上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楚淮文化”侧重于以古“寿郢”（寿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江淮楚文化”侧重于安徽楚文化发展情况；江苏学者使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往往等同于“淮徐文化”，侧重于淮河下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高旭：《四议“淮楚文化”》，《淮河早报》2024年12月）。以上概念虽多，却无法将淮河流域整体在楚文化历史发展里的独特性清晰揭示出来，也无法超越现有“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概念的种种局限，将以古“寿郢”（寿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对于楚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准确予以把握。因此，当前楚学界十分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梳理各种楚文化概念，特别是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集群需要深入的辨析厘清，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重新审视和界定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形成一定的概念共识，以此促进淮河流域楚文化研究的更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和使用，是对现有楚文化概念体系深入反思的学术产物，是试图改变学术概念上对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总体认识不清、定位不准的现有局限的理论结果。若无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审思界定，楚学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整体发展情况的认知仍难以形成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其结果必然是依旧弱化了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在全国性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意义。
四是楚文化研究在突出强调长江流域“荆楚文化”的同时，需不需要用淮河流域“淮楚文化”作为重要的参照对象。“淮楚文化”不同于长江流域意义上的“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和“吴楚文化”，这一概念对“荆楚文化”具有独特的参照意义。楚国八百年发展史从长江流域走向淮河流域、兴盛于长江流域而终结于淮河流域，对长江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的学术研究，如有淮河流域楚文化作为比较对象，当能得到更为深化的认知，亦可开拓出长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在互动研讨中实现双向受益。因此，改变以往楚学研究里，代表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独大发展的局面，或许对楚文化的多元化研究能产生有益的促进作用，更能显现出楚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
五是现有楚文化的区域性、地域性研究视角及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整体出发来探讨楚文化的历史演变情况，因此也需要提出新的“流域性”的视角及方法，进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究内涵。楚文化的兴衰存亡同长江、淮河所代表的大河文明密不可分，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虽皆有上、中、下游之分，受楚文化影响也有所不同，但同为一条大河、一个流域，其必有共同的内在规律发挥作用，从流域整体着眼，自有不同于区域性、地域性研究视角的新观点新创获。
从以上五方面反观“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我们或能清楚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存在与否，对楚文化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之事，而是确有其提出的客观性、必要性与合理性。须知，淮河流域同长江流域一样，是楚国历史兴亡、楚文化演变发展的根基之地，缺少了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真正重视，“半部”楚国史就缺失了！（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