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东街南梁家拐以东有一条四百米长的巷子，叫吴家楼巷，南端连接钱李巷，北端通往东大街。清代时期，巷子里楼阁庭院，青砖灰瓦，宅院深深。其中有一座最为豪华的三进大宅的主人吴姓，富裕人家，祖辈留下了家业，位于寿州城东南乡的数千亩良田，吴家生活殷实，常以诗礼传家，家风承续着古城崇文重教的传统。

清乾隆时，吴家在巷子居中面东的宅院大门修起了两层的门楼。楼下大门两边各有门房，楼上三间小屋四面都留有小窗，以观望窗外的周围景象，如有紧急情况时，可预先准备。在寿州城里，此门楼也是独此一处。后来人们都把这条巷子也被叫作“吴家楼巷”。

吴家子弟都进入私塾读书，习读“四书五经”。到了清同治年间，吴家生有两儿一女，长子伯安和次之仲安，女儿永芳，时光荏苒，到了民国他们都已娶妻生子。伯安热衷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有时仗义疏财，助人为乐。后又关注县城的教育事业，由于寿州光绪二十九年富绅孙多森在县城南街建立了私立阜财高等学校，古城的学校也随之兴起，吴伯安被任命为县立卧佛寺小学首任校长。吴伯安为学校请来了十几位教师，后来一位孔子的后裔也来到吴家楼巷东边居住，教书育人，培养了很多学生，通往孔家的小路也渐渐成了一条窄窄的短巷，后县衙给予命名为孔家巷。旧时吴家楼的对面有一个菜园、水塘和小树林，也是吴家田产，后来吴家女儿嫁到正阳关叶家，叶家在古镇有店铺，而吴家女婿却沾染上了赌，家道败落，拖儿带女又回到吴家，吴家在对面的树林里建了房供他们居住。

卧佛寺位于城东门内，与吴家楼巷一路之隔。清乾隆年间卧佛寺院庭宽大，房屋众多，宦游者多居住此地。光绪《寿州志》记说：“寺塑一佛侧卧石全 一膝，伟然丈六躯也。后邑人又塑一小像于前，大仅三之一。世说‘庾公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世以为名言。”卧佛寺昔有两碑，碑记述卧佛寺相传为明朝进士张梦蟾的家庙，乾隆五十五年知县陈文矩修。到了嘉靖年间，监生杨敬修捐产重修。二十世纪初，废寺办学，取名卧佛寺小学，建国后改名为城东小学校至今。原有庙房尚存三间，碑石早已不见。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那是民国五年，吴家的女佣来到金家找侄媳妇商量事，看到了一个俊秀的小女孩，那是金家老二的二女儿，正好与吴家的二少爷年龄相仿，于是开口牵线做媒，之后定下了娃娃亲。此时金家在南街开有金协顺果品店，家境殷实，生意红火。金家二儿媳妇在金家都称二奶奶，精明能干，上上下下都是她打理，也姓吴，与吴家楼的吴家同姓不同宗，两家走得很近。二奶奶的弟弟在姐夫的帮助下，在古城开了一家照相馆，即民国时期吴开照相馆。

在民国二十四年的一个夏日，吴家楼巷里热闹非凡，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吴家人正在迎娶金家姑娘。寿县的习俗由来已久，结婚都是请算命先生推算吉日，男方按照吉日吉时写好“请婚书”，由媒人送达，女方收到请婚书后，写回书并列女子的衣服尺寸，交媒人带回。旧时在寿县，婆家只需要准备好婚房、婚床和婚服即可。洞房中所有的家具、用品全由娘家陪送。对于娘家人来说，置办嫁妆可是件头等大事。嫁妆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关系着娘家人的体面和声誉，还直接关系到女儿嫁过去后，能否被婆家人瞧得起、不受气。在寿县，大多数娘家人都从闺女小时候起就为她积攒嫁妆。嫁妆里最大的两宗就是家具和四季穿戴。在寿县，陪嫁的家具一般分四箱四柜、双箱双柜和单箱单柜等几个档次。此次金家闺女嫁到吴家楼，陪送了四箱四柜、两只高衣柜、两只半高衣柜、四只樟木箱、一张八仙桌、八把高背椅、两张长条凳、四只茶几、四只大方凳、四只小方凳以及梳妆台等，大小共三十二件。金家的嫁妆里衣服和鞋，有春夏秋冬穿的；面料有绸缎、洋布、棉布、厚绒布、皮毛；还有年节穿、出门穿、家常穿、里面穿、外面穿等等。小城街人常说，富家女陪嫁的衣装一辈子都穿戴不完。而金家陪的也够穿戴十年八载的了。寿县的风俗，抬桶箱的人很霸气，婆家人不敢怠慢。每进一道门，婆家必须给红包。否则，他们就会放下桶箱。这样的情况，对新婚夫妇生儿育女不吉利。新娘嫁妆进入洞房全部就位，满满当当，红对联、红喜字、红绸带、红蜡烛，洞房映照得红彤彤一片。

吴家楼的繁华在日本人攻占县城的时候打破，吴家兄弟俩先后出外学习和当兵，后来都去了西北兰州，在一所大学里工作，吴家的媳妇金家姑娘也长途跋涉地去往那里，几十年来她常常回到故土看望，眷恋和思念，在她晚年患病的日子里，什么都忘记了，唯独对家乡的往事记忆犹新。

往事如烟，如今，几百年的吴家阁楼早已荡然无存，而吴家楼巷的地名依然续存下来，世事沧桑，那里发生的故事也留存在记忆中，写在岁月里。(王晓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