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地形训》是继《尚书·禹贡》、《山海经》之后的又一地理名作。《禹贡》、《山海经》均载有“九江”，《淮南子·地形训》有“九山”、“九水”，却无“九江”，仅在《淮南子·要略》中写有禹“剔河而通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文中“凿江而通九路”，是否与“九江”之名有关？（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二：“《淮南子》‘凿江而通九路’，《说苑》‘凿江而通九派’，太史公曰：‘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而孔安国亦云‘江于此州分为九道’。在汉以前，九江故道尚存，故言之凿凿如此。”（清）胡渭《禹贡錐指》卷七：“《淮南子》曰禹凿江而通九路……寻阳自西汉以迄东晋，皆言大江至浔阳分为九江，禹之所凿而《浔阳记》《缘江图》，又备列其名。”淮南王刘安所在的淮南国曾是秦汉的九江郡，编撰《淮南子》当不会遗忘“九江”，秦蕙田、胡渭引证《淮南子》道出了其中的关联，江水“九路”当指“九江”。

“九江”作为水名、地名无争议，作为“山”之存在，其理由有三：

“九江”名列《禹贡》“导山”群山中，当为山。《禹贡》“导山”云：“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九江”名列其中，水除“河”作为“四渎”之一外，甚至没提其他“三渎”，文中“九江”当不是“水”。“导山”除“河”、“海”水名外，涉及二十八个地点，已知有二十七座山，独余“九江”为水？若“九江”是水，何以言长江之支流，而独不言“主干”之“江”？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战国楚怀王所制“鄂君启节”，其中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并未言及“九江”，说明时至战国“九江”仍不是重要的运输水系。从中可知，《禹贡》之“九江”，当是山。

《淮南子》“禹凿江”所“凿”之对象当为山。凿山之说，《禹贡》早已记之，且在古代多为沿用。《尚书注疏》载，“九江从山谷所出，其孔众多，言治之难也。”（宋）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九江之地，孔安国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庐江属县之浔阳，应劭释九江亦曰江至浔阳分为九，然汉浔阳之地在今蕲春县境，此地与彭蠡会江处，止二三百里，中间须有一山可名，东陵乃与经应。”这一疑问，“中间须有一山可名”，可能即是久已遗忘的“九江山”。

这一说法，还有对“凿江”之“江”为山的总体考察佐证。对《四库全书》“凿”之对象进行考察，输入“凿山”、“凿河”、“凿江”、“凿水”等关键词，结果发现： “凿”的对象主要是“山”或江、河中的障碍物。治理长江的一个亮点是疏通九江，《淮南子》云“禹凿江而通九路”，所“凿”之对象当是与疏通江水相关联的“山”，因江水“通九路”而名之曰“九江”，而凿通之山则以水而名为“九江山”，当可信之。

唐宋占星学家从天文角度认定《禹贡》“导山”之“九江”为山。唐人李淳风《乙巳占》卷三引纬书《洛书》将此二十八山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南方七宿）：井，荆山；鬼，内方山；柳，大别山；星，岷山；张， 衡山；翼，九江；轸，敷浅原……”（宋）朱震《汉上易传》卷九《说卦传》亦载“荆山、内方、大别、岷山、衡山、九江、敷浅原，南方七宿。”尹荣方《大禹治水祭仪真相——以〈山海经〉“日月出入之山”与〈禹贡〉“二十八山”为视角》（《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指出：“《禹贡》二十八山中‘九江’被怀疑非山名。‘敷浅原’，孔《传》云：‘敷浅原，一名傅阳山，在扬州豫章界。’《禹贡》这部分总名导山，且二十七山皆山名，则‘九江’亦必山名也。则《禹贡》亦必有天文学之背景。”

山名九江者，《四库全书》至少有三处：一是浙江诸暨九江山（施宿《会稽志》卷九）。二是江西南昌九江山（《江西通志》卷五十九）。三是淮域九江山（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三）。这三山均与《禹贡》“九江山”无缘，仅从侧面证明了“九江山”作为大禹治水地之存在。

符合《禹贡》的九江山在哪？九江山与“九江”的地缘有关联。《禹贡》四次提到“九江”，知“九江”在荆州境内，导山至衡山以后，始与九江相遇；导江至九江之后，始到达东陵。高师第《〈禹贡〉荆州所谓“九江”究竟分布在今何处？》一文考证，“西汉时已有东陵乡与西陵县的设置。例如《地理志》庐江郡下曰：‘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淮水当为灌水之误）。’此东陵乡，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扬州刺史部，约在今北自金寨与罗田之间，南至宿松与黄梅之间。又《地理志》江夏郡下曰：‘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陵。’此西陵县，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荆州刺史部，约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因此，以上所述东陵与西陵，可谓东西相望，也正好控制《禹贡》‘九江’的上下。”西陵与东陵之间，西汉有枝江县，其得名于“江泛枝分”（《水经·江水注》），其“泛”字恰恰道出了“九江”治理前之状况，且有长江支流沱水流经。“九江山”当为汉代枝江县与金兰县东陵之间的某座山，大约在今湖北黄冈、罗田、黄梅一带。

“禹凿江而通九路”，（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注云：“江水通则为九。”刘文典、陈广忠、何宁等名家之注大都简约，均未涉及“九江”之名，或者说对治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治理中的独特价值，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注《淮南子》不易，译《淮南子》更难，尤须注意其中之韵文结构。《淮南子·要略》云：“剔河而通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文中有“‘歧、海’支之合韵。”（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河“九歧”、江“九路”与“五湖”是大禹治水中的三个关键点，前后呼应。 “九歧”之“歧”，意为叉开，李昉《太平御览》则引《淮南子》“疏河而通九支”及高诱注为“支，分”（中华书局1960年版）。江“九路”，指九江，也可泛指多路江水。为避开“九江”与“九路”连用之叠字，并植入“九江山”要素，我将该段翻译为：“疏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九江（山）而沟通多条水道，开五湖而注入东海。”(孙友虎)(作者系淮南市凤台县信息产业中心主任、知名作家、淮河文化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