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国民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时称武汉卫戍司令部）给第六路军总指挥方振武发来电报：“安徽寿县‘共匪’柯庆施、廖冠洲在贵部供职，希扣押送汉。”国民党的情报是有根据的，当时寿县人廖冠洲等就是被方振武安排在该部工作的。同是寿县人的方振武以“查无此人”回复，轻飘飘地敷衍过去了。为安全起见，廖冠洲从此改名为廖运周了。

柯庆施是皖南歙县人，早期在皖的革命活动也主要是在安庆和芜湖一带，为何在国民党电报中被称为“寿县共匪”呢？

柯庆施与寿县渊源很深。1923年春，柯庆施受陈独秀的指派到安庆开展党团活动，正好寿县人柏文蔚出资办了个《新建设日报》，柯庆施便加入了报社，负责编辑副刊及国内新闻。而一同办报的廖梓英、袁子金等也是寿县人，他们一起办报鼓吹裁兵、减轻安徽负担。等到第二年春天，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报馆存在发生了问题，他们经过商量，决定采取自行停刊的方法应对。于是柯庆施跟廖梓英、袁子金等便纷纷离开安庆前往上海，过起了流亡生活，在上海期间柯庆施与廖梓英仍往来不断。

柯庆施为人爽直，早年革命活动时广交朋友，接洽的寿县籍青年学生和党团积极分子很多。比如1923年6月，柯庆施与寿县人薛卓俊等15人一起召开了安庆地方团的成立大会。1923年10月，安庆市学界组织了声讨总统曹锟的集会活动，倪嗣冲派人前往镇压，被通缉的寿县青年学生廖运泽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了学运组织者柯庆施的热情帮助，他指点廖运泽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并为他开具了黄埔军校的入学介绍信。最后柯庆施还赠给廖运泽十五块大洋作为路费。扶上马了还送一程，柯庆施与寿县廖氏家族建立的革命友谊也进一步深厚了。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被笼罩着不同程度的“白色恐怖”。1928年上半年，柯庆施在芜湖小钟表铺住地险遭逮捕，逃离芜湖来到上海后，便“住在浙江路之寿阳公，作起上海的寓公了”。寿阳公即寿阳宫，又称寿阳公寓，名义上是由王亚樵所办，实际上是寿县人集资所办，专门向旅沪的进步青年提供食宿和活动场所。廖梓英回忆，1929年下半年他流亡到上海后，柯庆施也是经常去找他，他也以随茶便饭予以招待。廖梓英多次当面提醒柯庆施“小心些，现在局势很坏”。跟廖梓英、廖运周等许多寿县人一起共事，多次由柏文蔚、方振武等寿县人掩护介绍工作，避难也是在寿阳公馆，柯庆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称为“寿县共匪”也不足为怪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如今在谢家集区杨公镇汤王村，健谈的村民仍会介绍：柯庆施曾经来过汤王庙小学教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解放后他到上海当过市长，村里老一辈人都知道。(王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