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调查研究存在“走马观花、流于形式,盖棺定论、极力佐证,发号施令、坐享其成”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党委的决策,工作的推进。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其目的是分析问题、了解客观实际,使工作得到进步。调查研究涉及两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叫分析,一个叫综合,它们仿佛桥的两端,做得越是牢固越是坚实,就越能承载工作的重负,实现工作的目的。
如何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综合,毛泽东曾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文中,站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视角,深刻论述了何谓分析与综合,他说:“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
可见,分析是解剖、是抽象,综合即结论、即整体。马克思告诉我们:“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只有经过细部的具体分析,然后再进行全面综合,所得出的结论才会清晰而具体,充满实在内容。张闻天对这一过程有过精当的概括,他说:“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地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这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系统发挥,对于我们颇有教益,是开展大调研过程中的思维方法论。(岳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