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调查研究存在“走马观花、流于形式，盖棺定论、极力佐证，发号施令、坐享其成”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党委的决策，工作的推进。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其目的是分析问题、了解客观实际，使工作得到进步。调查研究涉及两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叫分析，一个叫综合，它们仿佛桥的两端，做得越是牢固越是坚实，就越能承载工作的重负，实现工作的目的。

如何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综合，毛泽东曾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文中，站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视角，深刻论述了何谓分析与综合，他说：“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

可见，分析是解剖、是抽象，综合即结论、即整体。马克思告诉我们：“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只有经过细部的具体分析，然后再进行全面综合，所得出的结论才会清晰而具体，充满实在内容。张闻天对这一过程有过精当的概括，他说：“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地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这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系统发挥，对于我们颇有教益，是开展大调研过程中的思维方法论。(岳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