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为了纪念孙家鼐在那场政治大变局中所表现出的高超智慧和不朽业绩，弥补以往史学忽略在“戊戌变法”事件中对孙家鼐的研究，我想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一下孙家鼐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发生的这场政治变革运动、也叫“百日维新”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
一．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成为一位仁爱开明的君主
光绪的师傅在中途换了一任又一任，但陪伴光绪时间最久、也让他所最为信任的一位老师只有孙家鼐。光绪四年（1878）六月，经慈禧特选，任命孙家鼐为侍讲学士，授读光绪，在毓庆宫行走。孙家鼐尤其重视培养光绪皇帝的亲民思想，希望将来成为仁爱明君，做一位老百姓爱戴的好皇帝。所以，专门把荀子关于国君与庶人是舟与水关系的名言仔细讲解给他听。光绪在一篇御制文中写道：“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亲政后，孙家鼐一边辅佐其政务，一边继续教授其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知识，尤其经常向光绪介绍一些国外的新鲜知识，使光绪皇帝不断开阔了眼界。孙家鼐还最先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冯桂芬所著的《教邠庐抗议》一书，该书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先进思想，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这部书对光绪的维新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午战败后，光绪痛心疾首，在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曾朱笔写下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在痛定思痛的情况下，表明了振兴国家的决心。孙家鼐还及时向光绪推荐了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于1894年新完成的维新巨著《盛世危言》，光绪读后深表赞许，并命总理衙门印2000份分发给大臣们学习研究。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北京拜访孙家鼐，特将宣传变法之著《现代教育》托呈皇上，光绪一口气读完，因而，进一步促使他对世界时局产生了深刻认识。这些知识储备和思想灌输，也是后来他能积极采纳维新派意见，决意实行变法维新，立志向西方国家学习，做一个开明皇帝的重要因素。
二．积极支持维新变法运动
（一）名列“强学会”。1895年4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款日本白银二万万两，这个消息一传到北京，朝野震惊。康有为、谭嗣同组织发动了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十八省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序幕。1895年5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了《强学报》，提出“开民智、通下情”，并在报刊上介绍世界局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通过这些事件，使孙家鼐等老臣们，被一帮年轻人爱国救国的举措所感动。孙家鼐不但名列“强学会”，还积极支持帮助“强学会”在安徽会馆解决了办公住宿等问题。他还建议皇帝诏令京、申、鄂、粤等各地报馆将所引发的报纸，逐日呈送都察院，并录呈御览；还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收为官办。由于“强学会”得到孙家鼐等大臣们的参与和支持，一时间风靡全国。
（二）受命官书局管理大臣，站在维新变法的前列。维新派的举措极大地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和利益，“强学会”最终被扼死在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手中。大学士李鸿藻认为“强学会”有其作用和进步意义，提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奏请得到慈禧批准，并命孙家鼐出任官书局管理大臣。1896年2月，孙家鼐上奏《官书局章程》，拟定了“藏书籍”、“办刊书”、“拟设学堂一所”等七项职责，在奏折里还明确强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学宗旨。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倡议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宏伟蓝图浮出水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上谕，对李端棻的奏折进行议复，认为“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下饬官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善办理。”顺势一脚将球踢给了孙家鼐。孙家鼐当即表示：“学堂……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官书局成立后，所用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强学会”的一帮人马。孙家鼐奉命筹建京师官书局，即是维新变法的前奏，也为日后创办京师大学堂奠定了基础。
（三）在光绪与康有为之间架起了思想沟通的桥梁。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年轻的维新积极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知识和政治思想观点，了解议会、宪法、办报、学校等现代社会制度，有一套维新变法的纲领，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影响颇大。他们多次上书朝廷，但因为官阶品级底，却传达不到皇帝手里，更不可能觐见皇上。按清朝祖例，皇帝是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小官吏的，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一些忧民忧国的维新派分子，多么希望皇帝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并且能重用他们啊！孙家鼐虽然很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到了维新运动时，他已古稀之年，老年人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当然不敌青年人。所以，他也很希望与年轻的维新派人士多接触，多了解一些国内外的新鲜事物。当他看到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即“公车上书”以后，即对康有为等变法主张给予了赞赏，并且经常阅读维新派的书刊言论。最早，在光绪和维新派人士之间穿针引线的应当是翁同龢。翁同龢曾亲自拜访过康有为，康有为呈述变法的思想主张得到了翁同龢的认同。翁同龢与孙家鼐同为光绪帝师，交往比较密切，遂把康有为关于《日本变法纪》，《泰西新政摘要》、《各国振兴记》、《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著作一方面推荐给孙家鼐阅读，一方面呈报光绪御览。光绪接到康有为这些维新著作后，就主动找吏部尚书、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咨询商议，听取孙家鼐的意见建议，孙家鼐也都实事求是地给予了某些方面的积极肯定，这对光绪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在“戊戌变法”中执中不倒
（一）短命的“百日维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激进维新派，在翁同龢等帝党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又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这是一份指导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从而标志了维新变法的正式开始，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所以又称“戊戌变法”。在此后的百余天里，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主张，连续颁发了200多道诏书，其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变法开展后，光绪被激进维新派的豪言壮语冲昏了头脑，一会儿是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是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一会儿又召见了袁世凯，越级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并赋予专管练兵大权。维新派还鲁莽冒进至极，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大清国甲午战争的仇敌伊藤博文，鼓吹任用其为客卿……维新派一系列过激行为，一度使朝野纷纷扰扰，人心惶惶。而保守派势力也接连受到鲁莽打击，内心更加厌恶仇视维新派，决意采取反击措施，于是纷纷向慈禧告状。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对变法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随着光绪对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的日益接受和放任，而且得寸进尺，这就势必触及了慈禧的政治底线。朝中大臣大部分认为变法不能触及“祖宗法制”之根本。1898年9月21日，权欲熏心的慈禧太后撕去遮羞布，终于下狠手发动了“戊戌政变”，宣布第三次训政，收回皇权，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血腥镇压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残酷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二）在帝后之争中保持独立思想和执中态度。在“戊戌变法”这场大变局中，围绕以光绪、慈禧帝后两党为中心的各派势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复杂的政治博弈。其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翁同龢等大臣鼎力支持指导下的激进维新派，这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一股“帝党”势力，他们在政治上坚持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独裁制，近乎于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其二，是以慈禧为代表的皇族顽固派和紧随其后的保守派，他们一伙是坚决反对维新变法的“后党”势力，实际上掌控着朝政大权。其三，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他们主张只学习西方科技器物，不学西方政治制度，自有一套富国强兵之术，但又始终看慈禧脸色而见风使舵的一帮大臣。其四，是介于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执中者，既不像康、梁拥帝而反后；又不像徐桐、荣禄拥后而反帝，也不像李鸿章、张之洞等拥后求自保，如孙家鼐等具有独立思想的大臣们，采取执中立场。孙家鼐作为当朝宰辅，是朝廷决策高官之一，在这种重大局势面前，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实际上，孙家鼐也是十分赞同维新变法的。但是，他与康梁和洋务派都有所不同，认为变法自强应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施，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要伤及清王朝的政权利益。孙家鼐深知清朝腐败无能和落后挨打的道理，但他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培养效忠天子的人才，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孙家鼐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他认为变法是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显然不同。因而，他对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所提出的政治上要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议会，提倡民主，崇尚民权，他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反对的。主要表现在他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给予极力反对和大加抨击。孙家鼐也积极主张向欧美学习，赞成维新变法，但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急躁冒进。他指出：“因时制宜，一切格致之书，专门之学，则又宜博采泰西所长，以詡成富强之业。”“今日之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要对症下药，不可病急乱投医。他把维新变法寄希望于“帝后同心”，“君臣同心”。孙家鼐心里怀着良好的愿望，这在当时清廷内部保守势力与维新派势同水火的局面，根本是行不通的。在戊戌变法时期，对于光绪同意设立议院一事，孙家鼐也据理力谏，君臣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孙家鼐同意变法，而又坚决维护皇权，他这一主见也很合乎后党一派的意思，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欣赏。在孙家鼐的开导和迫于后党的压力，结果光绪帝还是采纳了孙家鼐的建议，维新派关于设议院的主张却最终未能在百日维新的诏令中出现。直到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孙家鼐与满族大臣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
（三）两位帝师的不同结局。在甲午战争前，主和派孙家鼐与主战派翁同龢之间产生了思想对立。这两位师傅对光绪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三尺不烂之舌的鼓动和翼下的众多门生、故旧，这些主战派们渐渐地占据了上风，中日甲午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其结果中国惨败！而此时，在慈禧心底里已经记下翁同龢鼓弄光绪的这一笔罪过。慈禧对光绪师傅翁同龢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了如指掌。翁同龢在大臣们中是最为支持维新派们积极冒进的，因而得罪了慈禧，这当然不会有好果子吃。翁同龢这次又不知好歹地鼓动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胡来。所以，慈禧首先拿翁同龢开刀。早在光绪尚未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前，慈禧就让光绪下令裁撤汉书房，把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翁不能随侍于光绪皇帝的左右。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七（1898年6月15日），也就是《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的第四天，正逢翁同龢的生日，慈禧太后指责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迫令光绪帝下诏罢黜翁同龢的户部尚书职权，“开缺回籍”，贬回了常熟老家。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再次下旨：“翁同龢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戊戌维新失败了，翁氏个人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生命也走向了终结。在维新变法这场大变局中，由于孙家鼐的态度十分明确，他采取的是温和而又执中的一种态度，秉承尊礼教，守纲常，保清廷，强国家的这种儒家理念。孙家鼐这种既赞成变法革新，而又不赞成政治上革命，执中而往往又偏向保守的政治观点，以及对维新派过激冒进的思想行为不附和、不苟同，甚至采取反对的立场，所以，赢得了慈禧等保守派的赞赏得以自保。在慈禧镇压维新派的屠杀中，可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京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逃命他乡；而极力鼓动支持维新派的翁同龢却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并另处严加管束。到后来，洋务派领袖，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因甲午惨败，后又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国人的一片责骂声中，不久病逝。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三位大清国的宰辅，唯有孙家鼐因执中温和的政治智慧和左右逢源的官场经验，使他既避免了被清算和追究责任的风险，还保住了官位，并且在日后得以重用。而且，在后来慈禧和皇族中欲实施废立阴谋中，经过孙家鼐的冒险力谏和苦心抗争，以及联合斗争，最终还保住了光绪的帝位。
四．力保“戊戌变法”的唯一成果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标志性文件《明定国是诏》不过400余字，却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就这样，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正式上马。可是，时隔半月，仍不见总署大臣们有任何动作，创建京师大学堂形若一句空话。光绪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充满怒气的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这下子，那些年迈的、昏聩的总署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派员向鼓吹变法的康、梁求援。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美、日等国大学的章程，拟订《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在草拟章程过程中时，曾前往早已为创办京师大学堂作出相应准备，且有丰富教育经验的老臣孙家鼐府邸躬身请教，草成后，即以总署名义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光绪批准。同时，皇上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赋予孙家鼐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所以，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
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京师大学堂即将分娩前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守旧派卷土重来，犹如一场雹灾，将变法成果一扫而光。戊戌事变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刚毅、徐桐等守旧派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中。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而每次都是孙家鼐针锋相对，据理以争，才化险为夷。据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中断言：“戊戌政变发生，旧党把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
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一文中披露，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赖荣文忠（荣禄）调护”。其实，背后的推手还是孙家鼐。京师大学堂能够侥幸存活，关键因为孙家鼐面授机宜请丁韪良出面游说慈禧的亲信荣禄，而荣禄说服慈禧手下留情，以免引发国际纠纷。慈禧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念及老臣孙家鼐忠心耿耿，温良厚道，办事稳妥，所以得到慈禧特许得以保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严厉提出，如果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丁韪良是孙家鼐亲自聘任的西学总教习，孙家鼐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奏报：请求皇上赏给丁韪良二品顶戴，光绪帝当即批准。孙家鼐有恩于丁韪良，并且在以后的交往中，他们相互之间结下了良好友情。无论从公从私，孙家鼐对丁韪良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实属奇迹，也是维新变法保留下来的唯一成果。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俱在，而且维新运动并没有因之而停止。维新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也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变革的开明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所树立的历史丰碑，将永远屹立在后世人们的心中！孙家鼐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也不容抹杀！(孙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