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乃是基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是从“流域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历史遗存状况；二是着眼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多样化的地域发展，重新审视现今淮南市在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及影响，对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遗存进行新的全面认知和把握。就淮南市而言，借助“淮楚文化”这一概念重新定位自身在淮河流域乃至全国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无论是对推动学术界的楚文化研究，还是对促进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转型与城市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也必须看到，淮南市在楚文化发展中的这一定位，必须结合淮河流域楚文化历史演变的具体实际加以审思，亦即应从整体流域发展与多样化地域发展双重视角进行综合探讨。
就整体流域发展而论，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所提出的“淮楚文化”概念，广义上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淮河早报》2024年6月27日A2版）。淮南市地处安徽省中北部，位于淮河中游咽喉地带，是战国晚期楚国都城京畿所在之地，楚文化历史遗存丰富厚重，是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核心构成之一。自2019年武王墩楚墓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以来，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开始重新思考该地域在淮河流域文化及全国性楚文化发展中的定位问题，尤为注重研讨淮南地域与淮河流域楚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从淮河流域整体性视角系统梳理淮南楚文化的历史演变与遗存状况，为传承、创新与活化利用楚文化历史遗产奠定学理基础。因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始终与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整体性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是从“流域性”视角出发的一种新思考和新探索，也是对淮南市楚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显著淮河流域风貌的理论反映。
就多样化地域发展而论，淮河流域干流贯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段，相应，楚文化历史演变在淮河流域也表现为上游地域楚文化、中游地域楚文化、下游地域楚文化三种形态。因此，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发展既具有整体性的流域特征，也存在上、中、下游之间的差异，需分别加以认识和把握。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原“淮阳县”）为代表的“陈楚文化”，是淮河上游楚文化的集中体现。淮阳区古为“陈国”故地，地处豫东要冲，历史底蕴深厚，曾为先秦时期中原大国之一，但后为楚国三度所灭（楚庄王熊侣时期、楚灵王熊虔时期、楚惠王熊章时期），终成为楚国北方军事重镇。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兵败强秦，被迫迁都至“陈”，由此晚楚立都于“陈”达38年。自楚灭陈至楚亡，“陈”为楚国占据长达200余年，楚化程度极深，是楚人在淮河流域最早经营的根据地。由于陈国文化底蕴深厚，故“陈楚文化”实为陈文化与楚文化深度交融的产物，楚风之内潜隐陈韵。以淮南市为代表的“淮楚文化”，则展现出淮河中游楚文化的精神风貌。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正式迁都至于“寿春”（今淮南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为秦所灭，晚楚立都于淮南市达18年。在楚完全控制该地区之前，这里曾是古州来国故地，也是蔡国晚期立都之所（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47年），历经蔡昭侯姬申、蔡成侯姬朔、蔡声侯姬产、蔡元侯、蔡侯齐等五世五侯。因此，“淮楚文化”汇聚了淮夷文化、蔡文化、楚文化的核心要素，还浸染有一些吴文化、越文化的气息（“州来”曾为楚、吴、越三国的角逐之地，尤其是楚、吴两国在此地曾拉锯争夺80余年）。受现代行政区划调整影响，2016年寿县划归淮南市之前，多称“寿春楚文化”或“蔡楚文化”。当前，为整合地方文化资源，淮南学术界提出“淮楚文化”概念，以反映淮河中游淮南地域楚文化的历史演变与遗存的基本情况。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代表的“淮徐文化”（淮安市学术文化界也称为“淮楚文化”）是楚文化在淮河下游的重要反映。现今淮安市境为古淮夷、徐夷的主要聚集地和政治、经济活动中心。古“徐国”曾在淮河下游存在长达千余年，是东夷部族中文明程度较高者之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王夫差派遣孙武、伍子胥所灭。随着吴国后亡于越国，而越国又为楚威王熊商所并，徐国故地尽入楚人彀中。“淮徐文化”中融合了徐夷、吴、越、楚等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淮域楚风。但与淮河上游的“陈楚文化”和淮河中游的“淮楚文化”相比，“淮徐文化”的楚风内蕴稍显不足，这乃因淮河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并未成为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之地的缘故。由此可见，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演变呈现出多样形态，上、中、下游情况各异，不可一概而论，需具体分析。
综括来说，楚文化对淮河流域产生了全流域性的历史影响，从广义上讲，整个淮河流域的楚文化皆可称为“淮楚文化”，以区别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但从狭义上看，淮河流域楚文化客观上存在上、中、下游三种地域形态，难以用同一概念简单涵盖。不同地域的楚文化概念的产生，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情况，淮河上游地域、淮河中游地域、淮河下游地域亦是如此。一方面，我们需尊重这种楚文化概念产生的历史性、地域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应着眼当代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探索更适宜于淮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楚文化发展的新的概念表达，使之更能反映出各地域楚文化历史演变及遗存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开展各地域楚文化的学术研究。例如，淮安市与淮南市虽均使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但对其狭义理解存在显著差异：淮安学界强调“徐楚融合”的内涵，而淮南学界则侧重“蔡楚交融”的特征。淮南市因2016年寿县划入，楚文化资源得以整合，因此从狭义上明确将“淮楚文化”界定为“现今淮南市域范围内先秦秦汉时期受楚国历史影响形成的具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此处“淮南地域”包括寿县在内的全市范围。因此，对淮南市来说，“淮楚文化”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是较为明晰的。与之不同，淮安市学术文化界甚至江苏学术文化界，尽管在各种著作里多又提及“淮楚文化”者，但始终缺少明确的概念界定，对“淮楚文化”与“淮徐文化”的概念联系及区别也存在犹疑模糊之处（高旭：《四议“淮楚文化”》，《淮河早报》2024年12月）。这反映出对淮河流域不同地域楚文化概念的研讨，仍需进一步深入开展，也仍有待于形成学术共识。在以往的楚学研究中，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重视远不及长江流域楚文化，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情况及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的多样性的探讨，更是不足，这种研究的局限性需要楚学界不断予以克服。楚文化既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同样是充满复杂性的，对“淮楚文化”概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了楚文化所具有的难言的“复杂性”。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