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楚文化研究中，区域性视角的体现比较突出。有学者曾指出：“楚文化主要发现于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因此有的研究者又将楚文化人为地按上述几个省为中心，划分成某某省的楚文化，其实这种分法是不严谨的，因为当时的楚文化并不按现在的行政区域来划分成几个地方类型的文化。”但由于现实因素的制约，“有的研究工作也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考虑的，以省为区域来研究某一个大的课题，常常是作为一些基础研究的有效方法”（张钟云：《安徽地区楚文化的研究与展望》，《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可见楚文化研究的区域性视角及方法实际上存在利、弊皆有的两面性，并不适合作为唯一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来运用，而是需要同其他新的视角及方法兼而用之，互扬其长，互补其短，方能取得更为切实而理想的研究成果。“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关乎楚文化研究的概念革新，而且更涉及到楚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的探索创新，因为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区域性的“流域性”视角及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范式与做法的不足，为楚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流域性视角及方法的体现，“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对传统区域性视角及方法所具有的“突破”性意义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以往根据现代行政区划而人为划定楚文化区域的研究理念。如果说传统楚文化研究立足于现代行政区划来展开工作，有其不得不然的现实缘由，那么，从流域性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楚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则能避免这种现代性研究方式的天然局限。确如上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楚文化并不按现在的行政区域来划分或分成几个地方类型的文化”，“古”“今”行政建置不同，区划有别，无法简单等同，但以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而论，“古”“今”流域却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延续性和不变性，因而从流域性视角着眼，对楚文化展开新的学术审视和系统研讨，便具有区域性视角所无的独特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流域性的视角及方法反倒能更加贴近楚文化演变的历史实际，更有助于研究者回到特定的时代情势之中去体认、揭示和把握楚文化迁变流衍的客观规律与基本特点。与此相应，研究视角及方法的创新变化，让楚文化的研究内涵也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丰富，甚而催生出新的研究领域来。

二是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区域性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往楚文化研究中，基于区域性的视角，惯于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江苏等省楚文化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此种方法对楚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各省楚文化演进流变的不同特点，丰富了学界对楚文化发展的区域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避免仅局限于湖北省为主的“荆楚文化”展开研讨。也因之，湖南省学者提出了“湘楚文化”的概念，四川省学者提出了“巴楚文化”的概念，河南省学者提出了“陈楚文化”的概念，江苏省学者提出了“吴楚文化”的概念，安徽省学者则提出了“寿春楚文化”“蔡楚文化”的概念，这些多样化的楚文化概念如若探究其实质而言，皆是区域性楚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反映出各省学者都试图结合本省楚文化历史演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深入把握各自省域内楚文化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及基本特点。以上各省学者对本省楚文化的研究，往往会同其他省份有所比较，尤其是和湖北省的“荆楚文化”相论衡评议。但不可否认，现有的基于区域性楚文化视角的比较研究，亦是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提出流域性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定式思维和学术藩篱，促动产生出新的研究路径：一方面，可着眼“全流域”展开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如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历史表现及影响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之别，而以往的研究对淮河流域的共同特征和上游、中游、下游的内在区别并没有很好的辨析探讨，笼统而说、大而化之的论述较多，深细精当的阐发较少；另一方面，也可从流域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楚文化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演进历程进行研究，形成对楚文化发展所具嬗变性、复杂性、多样性、博大性的新认知。建立在楚文化流域性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新的比较研究，如用历史眼光来审视，显然有着传统的区域性比较方法所不具备的特点及优势，颇为值得重视和探索。

三是突破了传统“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偏重于长江流域的认识局限。尽管“荆楚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是古今学者对楚文化的一般化称谓，可是在现实中，无论学界，抑或民间，都惯常把“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主要视为“湖北楚文化”，甚至简单地等同为一，进而将其看作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完全的历史体现。近年出版的六卷本《荆楚文化史》中明确言道该书的空间范围“是以今湖北行政区划为主”，“研究的空间范围原则上不超出当今湖北行政区划”，只是在“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重要事象时，有关叙述或分析会超出今湖北省界的范围”（刘玉堂主编：《荆楚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该书的撰写汇聚了当前国内楚学界的众多资深专家，他们对“荆楚文化”的认识实具代表性，从中可看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易于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传统看法确为深入人心。学贵新识，“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传统看法的一次尝试性的突破，意图引起学界对“荆楚文化”所体现出的区域性定位及内涵有所反思，促使人们逐渐改变将“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简化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旧识”，从而形成流域性楚文化实际存在多样性的“新识”。严格意义上的“楚文化”理应包括黄河流域楚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等三大构成，而又以后两者为著，故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对“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传统认知的一种质疑、挑战和突破。

以上三个方面的“突破”，是“淮楚文化”概念提出的重要价值所在。这一概念反映了我们对楚文化研究理念与“范式”的新思考。如何让楚文化研究更贴近历史实际，学者们或可从“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上获得一些有益的学理启发。

总括来说，用“淮楚文化”的概念带动楚文化研究视角革新，以流域性视角克服传统区域性研究的局限，能够为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镜子”。采用区域性、流域性的双重视角，既能回归历史实际，亦能揭示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淮楚文化”的新概念，具有潜在丰沛的学术活力，其对楚文化深化研究所能起到的促动作用，将会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重视和使用，日益显现出来。长远来看，“淮楚文化”研究，可谓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