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学术概念，民国时期著名的秦汉史学者劳榦即曾使用过（劳贞一：《秦汉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认为“长沙寿县等处的遗物所表现”的是“淮楚文化”，与“金村、濬县、郑县等处遗物所表现的周韩魏的中原文化”“临淄的遗物所表现的齐文化”“易县李峪遗物所表现的燕赵文化”都不同，而且“淮楚一带”经过长期的发展，“产生了轻巧而华丽的作风”，特别是“寿春”（即寿县）从战国时期以来“已经有不少的发展”，到汉代仍是“很著名”的几个“都市”之一。劳榦先生虽较早使用了“淮楚文化”一词来历史性地表述以“寿春”为中心的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学理分析和概念界定，这殊为遗憾。

二十世纪以来，江苏文化学者在论述和揭示淮河下游淮安市与淮河文化、楚文化的关系时，时有对“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侧重探讨淮河下游的“淮夷”及淮夷文化。如马超骏《淮楚文化的特质》一文以“活动中心在今淮安市一带”的被“讹称为‘徐’或‘楚’”的“以虎为图腾的部族”为重点考察对象，因而其所言“淮楚文化”实际上是以先秦时期“徐夷”和“徐国”为中心的，某种程度上，可与“淮徐文化”互换（淮安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淮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二是侧重从淮安地域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淮安文化”与淮河文化、楚文化的紧密关联。如胡健在《从“淮安文化”到“文化淮安”》中指出：“认为淮安文化是楚文化”乃是关于“淮安文化”讨论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持此种看法者还认为“淮楚”与“同为楚文化的湘楚（湖南）、荆楚（湖北）相区别”，具有“以水为依托，以义为价值，以（楚）歌为情韵”的特点（胡健：《文化淮安断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又如徐四海认为淮安市“地处吴文化和楚汉文化交融的区域”，显著的文化特点之一便是“南北交融”、“兼容并蓄的淮楚文化特征”（徐四海编著：《江苏地域文化》，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此外，关于淮安历史文化的通俗性著作也时有提及“淮楚文化”，如《洪泽县文化志》（洪泽县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文化淮安》（《中国·文化淮安》编委会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江苏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具体运用，既与劳榦先生一样，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明的学理局限，也有因“淮安文化”复杂的地域性内涵而产生的争议性。这表现为：江苏文化学者一方面认同“淮楚文化”是淮安地域文化的历史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无法用“淮楚文化”简单概括与界定淮安历史文化的复杂蕴涵。因为，淮安历史文化虽与淮河文化、楚文化关系密切，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历史演进中又深受“运河文化”“漕运文化”“大湖文化”（洪泽湖）的多重影响，故此“还难以归纳出它独有的文化特征”。以致于非但“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无法和“淮安文化”相等同，甚而连“淮安文化”这一概念的成立与否，“如果从学理上追究”，也“实在显得理由不充足了”（胡健：《文化淮安断想》）。由此可见，江苏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与“淮安文化”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讨厘清，对“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究竟如何界定与使用也有待于更深入的论述阐明。

与劳榦先生及江苏文化学者不同，当前安徽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的概念展开了具体深入的学理探讨，并探索性给予了明确界定。淮南文化学者着眼于东周秦汉时期楚文化在淮河流域（尤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域）的发展演变情况，提出“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涵：“就广义来说，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而“在狭义上可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淮河早报》2024年6月27日A2版）。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已初步摆脱了较为泛化的地域文化指称的局限，开始有针对性地系统研讨这一概念的学理依据、内涵、特点、影响及价值等重要问题，并不断结合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历史演变情况开展更为充分的讨论（高旭：《“淮楚文化”再议》，《淮河早报》2024年7月25日A3版；《三议“淮楚文化”》，《淮河早报》2024年10月29日A2版）。

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反思界定，主要基于“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与淮安市地处淮河下游不同，淮南市地处淮河中游，自古以来便是南北要冲、淮西咽喉。古代“淮南”地域的都会之地“寿春”，更是曾为晚楚“郢”城十八年、西汉淮南国都七十四年，是淮河流域最为重要的楚文化集聚地、传播地与遗存地。在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所论楚文化的五期（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和转化期）发展中，后两期与“淮南”地域关系甚大。某种意义上，“淮南”地域可说是楚文化历史命运的最后归宿之地。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尽管也是淮河流域要地，但其在东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远不及“淮南”地域。淮安市的前身“淮阴县”建县时间为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不论是建城史，还是在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都逊色于“寿春”。而且，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在先秦时期纳入楚国版图之前长期为“徐夷”活动的区域，受“徐夷”文化影响颇深。徐夷所建“徐国”是淮夷中最大的诸侯国，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阖闾所灭。随着吴、越之地后尽归于楚国，徐国故地方才彻底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因此，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并非是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而只是受到楚文化较深影响的区域（主要在楚、徐两国相争时期以及徐国故地归楚之后）。历史来看，广义上的“淮楚文化”当然包括现今淮安地域，但狭义上的“淮楚文化”则“淮南”地域更有代表性。“淮南”地域所拥有的一座楚“郢”城、两座楚王墓的厚重楚文化历史遗产，尤能证明此点。

比较现今淮安地域同“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的差异之处，绝非是为争抢“淮楚文化”概念的所谓“归属权”，而仅仅是为了揭示出这一概念研讨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通过对现今淮安地域、“淮南”地域的参照把握，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认识，也能为更准确地界定“淮楚文化”概念提供有益的帮助。毋庸置疑，现今淮安地域和“淮南”地域都是广义上“淮楚文化”的重要构成，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也均有各自的特殊价值及影响。

“淮楚文化”概念的研讨，对淮南文化学者而言，起步要晚于江苏文化学者，但对这一概念更加科学准确的界定与阐释，却需要包括淮南文化学者、江苏文化学者在内的所有楚文化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与阐释，从根本上看，反映出淮河流域在楚国演变史、楚文化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不同于长江流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这一概念的研讨作为重要“契机”，不仅能深化当前的楚国史、楚文化研究，而且或能从新的学理视角出发，尝试开拓“楚学”研究的又一具有广阔空间的新领域。

何为“淮楚文化”？这是一个充满学术兴味的问题，也必将是一个常思常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