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随着近些年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楚文化的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淮南市把楚文化定位为城市文化符号，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我斗胆说一句，目前的诸多楚文化特征较明显的城市中，深入挖掘出属于自身城市内核特征的其实不多。我以为，淮南在这方面有文章可做。

楚国从兴起到全盛再到灭国，随着势力范围的变迁，其影响涉及到包括今江苏、安徽、河南以南的小半个中国。由此也带来了楚文化呈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过西楚、东楚、南楚的“三楚”的论述。西楚是发源地和兴盛地，南楚是影响已及但尚未开发之地，而东楚则是其主动出击的拓展地和最后拒绝灭亡的抗争地。被司马迁放在“南楚”的寿春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既是西楚东移的重心区域，也是东楚、南楚和中原地区的枢纽，所接受的影响和自己的沉淀，构成了淮南楚文化的独特的特征。所以，研究淮南的“楚文化”，我觉得必须扩大空间，拉长时间，提炼精神。

淮南在楚国势力到来之前，是淮夷的地盘，境内有州来、舒蓼等方国。淮夷人擅长农业、治水，州来就是以种植麦为生计，舒蓼也是以种植药草著称，这也是楚扩张至此后在这儿经营的基础，由此也在融合后诞生了闻名世界的芍陂工程。而颍水、汝水和三条淝水的沟通中原和东南吴、越的交通优势，事实上成了沟通江、淮、河、济这“四渎”的枢纽。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在以淮南为中心的东楚的重点经营，淮南成了一个受楚文化影响明显、又同西楚的“内敛”性有明显区别的“外向”特征——重农亦重商，重实际也重眼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乍一看很奇怪的现象：西楚的士以屈原为代表，一心守着楚国，少有中原地区的“异国出仕”；东楚的士，则既有“客仕”秦国、为秦的强大、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甘氏父子，也有坚决同秦抗争的春申君、项燕、范增等人。

但仔细分析，这一点也不奇怪。坚定了信仰的东楚人（包括被司马迁分在“南楚”的淮南人），都在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奋斗者，矢志不渝！这其中，发生在淮南的持续数十年的反抗暴秦的斗争可歌可泣！郢都陷落时的惨烈和屈原自沉汨罗的人格激发，让以寿春为中心的楚国君臣，像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昌平君和项燕等，前赴后继，英勇壮烈，铸就了楚人反抗的血性，且让“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抗暴誓言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是“张楚”（意即“张大楚国”）旗号；项梁、项羽叔侄继起，建立的是“西楚”；据说是屈原堂弟屈斗弟子、在寿春被攻破后隐居家乡居巢练兵的范增，听到项梁起兵，不顾年过七十，千里迢迢去投奔，为楚复仇……

有眼界、有血性之外，农、商并重，也造就了淮南为中心的东楚人重义、重廉、轻利的特点。在国家遭受强秦逼迫的危急时刻，春申君把自己经营成熟的寿春城和封邑淮北十二县，毫不犹豫地奉献了出来。个人私利让位大义，让“廉洁”在这块土地深深扎根，影响后代，无论是“土著”还是“过客”。春申君之前，有清风惠政却“粝饼菜甍”，持廉至死，留下“优孟衣冠”典故的楚令尹孙叔敖；春申君之后，有上任时乘牛车来，离任留牛犊去，不肯带走“一片云彩”，留下了“时苗留犊”美传的东汉人时苗；有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当作家风传承，父子二人皆以清廉著称于世的魏晋时的胡质、胡威父子；有身为大将，却俭朴到吴主孙权骤至其家时，见其“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因而感叹不已的蒋钦……

所以，对淮南的“楚文化”的研究，要抓住它真正“独有”的特性，全面、深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如此才能让“楚文化”成为也曾做过“郢都”的淮南的一面金字招牌，才能在淮南旅游文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魅力。(许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