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航满《雨窗书话》，其中一文《少时读书忆往》提到一个概念——“抄书体”，觉得大有意思。

其文曰：“从读周作人和钱钟书开始，我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抄书体’著作，那种书山探幽的兴奋与新奇，影响了我的择书趣味。不过，最受影响的还是周作人晚年所写的‘抄书体’文章，令我感受到了中国文章的古朴与清明，并被一种特别的气息慑服，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五四’的遗风。”

这个界定，当属“自创”，却也颇为到位。

“抄书体”，顾名思义，文章的内容有大量他人原文“引用”，有抄书之嫌。那么，“抄书体”的好处又何在？针对周氏的文章，朱航满的评价是：“令我感受到了中国文章的古朴与清明，并被一种特别的气息慑服。”的确，“抄书体”文章有一种特殊的情味，有一种特别的氛围，有一种别样的典雅。

而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章风格，它的好处似乎更多，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可以博人以识，增文之趣，阅读这样的文章，你会知道更多的“文”和“书”；二是“借别人之酒杯，浇自己之胸怀”，表达上，委婉、间接，一些不便直接表达的观点、思想，可以借此而传达之；三是可以借此提高文章的文化品位，尤其是引用古典作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所写文章的典雅性和醇厚性。

应当注意的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抄书”和作为“学术论文”的“抄书”，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为了佐证观点；前者，则是为了使文章变得愈加典雅或者生动，是增加文章的文采和品位。

当然，是否使用“抄书体”，也与时代和文章体裁有关。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用到了“抄书体”，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废名、俞平伯、丰子恺等。故尔，朱航满有一句话，就说：“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五四’的遗风。”诚不虚也。事实上，这种“抄书体”，也广泛影响到了后来的一些作家或者学者，如钱钟书、台静农、黄裳、钟叔河、舒芜、李长声、扬之水、谷林等人，其文章，亦是大量“引用”，具有了“抄书体”的风格。

但我觉得，是否运用“抄书体”，还是与文章的体裁大有关系的。

如纯虚构的小说，就很难运用“抄书体”，除非作者故意为之，以之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方式。写景、抒情的散文，也很难运用“抄书体”，即使有所引用，亦是点到为止，画龙点睛，却不宜大量“抄书”，而一些文化随笔、思想随笔，则有可能使用“抄书体”，似周作人的一些思想随笔，就是极好的明证。关于朱自清，多数人认识他的散文，是源于《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文章，其实，朱自清还写有大量的生活、文化、思想随笔，其随笔文章，即很有“抄书体”的风格。

而最便于使用“抄书体”的，似乎莫过于书话和史料类随笔了。

台静农除了一本《龙坡杂文》外，还写有大量的艺术随笔，他的这些艺术随笔类文章，无不大量引用，大段“抄书”；而后来进入社科院搞研究的扬之水，以研究“历史风物、名物”为主，其随笔文字，亦是大量使用“抄书体”。至于钱钟书的一部《管锥编》，更可谓是“抄书体”的典范矣。

书话文章，只要围绕“书本体”写作，“引用”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黄裳、钟叔河、谷林等人，写作都主要是以书话为主。特别是谷林，他的书话文章，引用广泛而精致，所引用材料与自己的话语，水乳交融，读来简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真可谓“抄书体”之圣手矣。

包容，生活要包容，思想要包容，文章体裁的使用，亦是自当包容。“抄书体”，只要“抄”得好，“抄”得妙，“抄”得精致，乃至于“抄”出一种风格，亦不妨继续“抄”下去的。(路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