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楚已逐步发展为兵强马壮的华夏大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无论是从疆域控制区域来看,还是从文化覆盖范围来说,楚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半天下”。秦、楚是当时两个最为强盛的大国,虽然楚国最终在寿春(今寿县)被秦国所灭,但是最后灭秦的还是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并非虚言,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皆出自楚地,如陈胜建“张楚”,项梁立怀王,项羽尊义帝,均是举楚之帜以灭秦。汉高祖刘邦及兴汉功臣集团,也多出自故楚之地。因此,西汉时期的楚文化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复兴,对汉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丰富灿烂的楚文化,对汉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催生和促进作用。

楚文化对西汉物质文明的影响,表现在对文化传统的承继上。东周时期,我国南方形成几支不同的文化系统,即:江汉平原的楚文化区,长江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汉淮地区的汉阳诸姬文化区,淮河下游的群舒文化区,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区等,各区域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向四周的扩张,楚国文化逐渐统一了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影响。汉淮间诸国原本属于周文化系统,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步楚化,融入楚文化之中;淮河下游群舒文化系统在春秋晚期也渐变成楚文化;长沙地区的百越文化到战国早期也变成楚文化范围。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对峡江地区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强烈的影响。从考古学文化看,淮河流域西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多传续楚文化因素。二十世纪60年以来,考古人员相继在寿县刘安家族墓地周边发现陆郢刘家孤堆、黄家牌坊孤堆、寿春镇计生服务站等一批两汉时期墓葬,无论是棺椁形制,还是随葬品的种类,都表现出楚式风格,带有浓厚的楚国丧葬礼俗特点,充分说明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的传统。

楚文化对西汉精神文明的影响,体现在对民俗习惯的承袭上。楚文化所体现的楚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汉代的精神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吕氏春秋·异宝》曰:“荆人畏鬼”;《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有研究者指出,楚人对鬼的崇拜有四个突出的表现:一是遍设鬼祠;二是尊崇厉鬼;三是隆祀国殇,称为国而死的人为鬼灵、鬼神;四是祷求先祖,希望借先祖鬼灵的力量来庇佑生者。楚国遍设神祠、隆祀鬼神的祭祀文化对西汉有着深厚的影响,可以说,西汉时期的宗教信仰、祭祀礼俗等多承袭于楚制。汉武帝时开始祭祀神界最高主宰“太一”,也是借用了楚地的道家信仰。西汉时期承袭楚国的丧葬习俗更是非常明显,楚国丧葬中招魂的礼俗也为汉代所继承。

楚文化对西汉政治文明的影响,显示在对政治思想的承接上。东周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各种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势。山东鲁国地区有孔孟学派,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儒家阐述伦理道德,主张仁义德治。中原三晋地区产生了法家学说,强调法制而力主耕战,秦国吸收了法家思想而大力推行。长河、淮河流域的楚地则流行老庄思想,形成了道家学说。道家学说之所以发源于楚地,与楚地的社会背景、文化观念等有着直接关系。老子、庄子都是楚地人。《楚辞》《山海经》中充斥的神怪,楚地出土的各种看似神怪的文物,都体现出对自然之物加以神化,并且是在进行变化的。这是道家之所以产生了楚地的社会文化背景。汉王朝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遵从黄老之学,采用“无为而治”“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经济生产,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也成就了汉武帝时期的繁荣和昌盛。

(楚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