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力图将影响和决定人类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于201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出版了11年以后,盖勒完成了另外一部力作,这就是《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以下简称《人类之旅》)。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作者致力于解释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类发展问题,一是人类如何在不到10万年的时间,从普普通通的灵长类动物成长为万物之灵。二是为何当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财富差距会如此之大。

为解答这两个问题,近年来,经济学家研究了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其中经常提及的因素包括了资本、技术、人口、资源、气候、文化、制度等。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就哪些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展开争论。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现象经常是相伴而生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要避免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相对较少的问题是,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何种关系,以及在不同情景下,这种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化。《人类之旅》在解答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本书利用有关理论将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并深入剖析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下各种因素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另一方面,本书将计量分析的方法和原理用于判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读者对影响人类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解。

技术进步和人口的结构与数量是关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技术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在智人走出非洲之前,人类已经学会了使用火源,从而改变了食物摄入的方式。从旧石器时代到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再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类有大量的发明,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为何从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状况来看,人类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状态?在盖勒看来,这是由于人口结构尚未出现有利于发展的转型。正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揭示的,人类具有繁衍的本能,并且人口数量能够实现指数增长,远远超过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速度。对此,人类只能通过预防措施来抑制人口过快的增长,否则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三柄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利刃”就会主动发挥作用。

为何近年来人类总体上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盖勒认为人口转型是其重要原因。工业革命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减缓,使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超过了人口的增速,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技术更快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反之,技术进步也提高了市场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使家庭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不是生育更多的子女。由此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使人类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然而,这并没有解释第二个问题,即为何各国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盖勒将另外一组因素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中,即地理、文化和制度因素。盖勒认为,地理因素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比如,由于江河山脉的阻隔,欧洲地区难以形成大一统的格局,长期处于分裂状况。但是,地理因素又未完全阻断不同国家之间技术和思想的交流,这为技术和思想的进步创造了客观条件,由此促进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

盖勒将人类的长期迁移、族群多样性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族群多样性对于人类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族群多样性越高,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就越容易为创新发展创造条件,因而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快。但是,族群共同利益越少,越不容易达成共识,各族群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会越少。由于这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很多都是族群多样性适中的地区。

在技术水平不够发达的远古时期,地理因素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那时,这种人口数量、技术水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并影响不同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地理因素已经不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北纬38°线两边和格兰德河两岸,在地理、文化和人口等条件都相当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区别。因此,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才是影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促进长期发展,人们已经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无效和低效的制度仍存在。除了正确地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以外,如何促进制度向更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改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其他关注人类发展历史和命运的作者相比,盖勒对于人类的未来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他坚信技术进步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转型将会使人类延续以往的发展趋势,克服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重大挑战。但是,在前述技术进步与人口转型之间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各地区的生育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全球人口数量是否会长期呈下降趋势,并由此形成对人类来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郭金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