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这面飘扬在淮南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旗帜，中华农耕文明是它鲜红的底色，“天人合一”是它中国智慧的哲学表现。两千多年前，当它被完整地记载在《淮南子》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中的时候，“二十四节气”这面中国古代哲学之旗，就以猎猎之姿，在世界哲学史上迎风招展。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600年之间，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一群天才的思想家、哲学家在不同的国度相继涌现：在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等；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以色列，有犹太先知；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以非凡的智慧，点亮了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之光：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和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第一次突破性的大爆发，犹如奔涌而出的喷泉在太阳的照耀下光芒四射。它不仅奠定了人类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世界各国不同文明的传统，而且成为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时期，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这些国家的“精神大咖”们，不约而同的将目光从对原始神学的顶礼膜拜，转向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这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诞生，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

“轴心时代”的中国，就是春秋战国那个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应运而生，形成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中国特色的哲学流派。

汉初七十年，以西汉淮南王刘安领军的《淮南子》学术研究团队，站在八公山之巅，仰望“轴心时代”以来中国“精神大咖”们的思想成就，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集汉初“黄老道学”之大成，以哲学的智慧，从探索宇宙本原入手，对宇宙的生成以及地理天象的演变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系统构建出他的“天人一体”“天人合一”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自然观的政治哲学新体系，目的是为大一统后的汉家王朝，如何巩固统治地位提供治国理政“道”理和理论依据。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源，阐述了“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意识与物质、也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物质；回答了意识与物质、也即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统一性），物质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这两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是古代东方哲学以经验的、感悟的、归纳法的思维方式来阐述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表述，是对“轴心时代”以来中国“精神大咖”们思想成就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结晶。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哲学史上与西方古典哲学竞相媲美；是飘扬在淮南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面旗帜。

《淮南子》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是“道”。它所谓的“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气”，这种“气”散而为万物以后，它自己已不独立存在，而是消融在万物之中，转化为万物。这是《淮南子》哲学对“黄老道学”的继承和超越。《淮南子·天文训》开篇就这样说道：“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

这意思是，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混沌沌，无形无象，所以叫做太昭。“道”最初的状态是清虚空廓，清虚空廓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出元气。这种元气是有一定的边涯和形态的，其中清明部分飘逸扩散形成“天”，浊混部分凝结聚集形成“地”。清明部分的气汇合容易，浊混部分的气凝聚困难。所以“天”先形成，而“地”后定形。“天”和“地”的精气融合起来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精华融合集中产生“春秋冬夏”四季，四季各自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阳气中的热气积聚便产生了火，而火气的精华部分形成太阳；阴气中的寒气积聚便产生了水，而水气的精华部分形成月亮。太阳、月亮溢出之气的精华散逸为星辰。天空容纳着日月星辰，大地承载着水潦尘埃。

这段话比较清晰地表达了《淮南子》的宇宙自然观，它所说的“道”作为世界的原初状态，经历了“虚霩”、“宇宙”、“元气”三个阶段，而“元气”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道”作为“气”演变分化出宇宙万事万物。对于“道”，《淮南子·天文训》又进一步解释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意思是说，道初始于混沌不分的“一”，但“一”还不能直接产生天地万物，所以要从混沌不分的“一”中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和便产生万物。因此说：一产生二，二产生三，三产生出万物。可见，“一”就是“道”，是混而未分的原始状态，而万物是“阴阳二气”交合的产物。这说明“道”是物质自然界的原始材料，不是超自然的虚无。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先秦以前的哲学称“天”或“天地”为自然，从《淮南子》始才有对宇宙概念的精确表述。《淮南子·齐俗训》中说：“往古来今为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便是物质世界，便是自然界，自然观即宇宙观。“道”是宇宙观的最高哲学范畴。

因此，《淮南子·天文训》不仅对自然天象有关的物候、气象、农事、政事及反常气候做了论述，认为四季是上天的官吏；太阳、月亮是上天的使臣；星辰是上天的聚会之日；虹霓是上天的禁忌，而且，集前人关于自然天象研究之精华，以宇宙自然为基础，以人与社会为归宿，第一次完整记载并论述了“二十四节气”的科学体系和哲学理论根据。

历史上的淮南大地，区域广阔，区位优越；绿水逶迤，青山环抱；承东启西，南北对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上。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东西文明在此碰撞，是诞生“二十四节气”的肥沃土壤。

彼时，“风猎红旗入寿春”淮南国都寿春，就矗立在这八公山下，淝水河畔。依山傍水得阴阳之气，人杰地灵引龙兴鸾集。“二十四节气”的创立，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带领的学术研究团队，通过对阴阳四时，天体运行规律的探索，来为汉家王朝政权颁布“使民以时”的政令，提供科技哲学理论依据。“二十四节气”这面飘扬在淮南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旗帜，从西汉以降，一直引领着中国农耕文化的方向，指导农业不违农时，按节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华农耕民族，赖此生生不息，蒸蒸日上。

这正如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所称赞的那样：“《淮南子》哲学，不但是道家的最好的代表，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这一家的哲学兼收各家的长处，修正各家的短处，真可算是周秦诸子以后第一家最有精彩的哲学”。(张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