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寿县东南乡油坊店（现属长丰)。住宅是座三间前后开门的土墙茅草屋。时过境迁，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草屋的灯光在那黑暗的时代，曾照耀一方，给后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祖父是个贫苦农民，懂点中医，会把把脉，扎扎针，医治一般小病。不过在缺医少药医疗极其落后的年代，在当地还算有些名气，人们尊称他，“老周胡子”。听祖母讲，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游医”，身穿长大褂，头戴西瓜壳帽，提着药箱，上门造访祖父。他自言是从山西跑日本反过来的。两人初次见面，自然是讲给人看病的事，谈得很投合。以后每隔一些时日这位“游医”就来和祖父攀谈。渐渐熟识了，他要同祖父在我家合开个医疗室，不仅给当地人看病，也接诊外地病人，（暗指新四军游击队的病号)。经过商量，便谈妥了。在多次接触中，他感到祖父很开明，思想进步，交谈的内容逐渐多了，不仅论医，还议论时事，有时还抨击国民党不抗日，丢了东三省。他意识到祖父倾向共产党抗日救国，便自称是新四军的“卫生员”，提出在我家设个地下联络站，并请祖父挂名任“站长”，祖父欣然答应了。

联络站对外还是“医疗室”。祖父以“看病先生”做掩护，外出给人看病，搜集情报，传递情报，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抗日政策。在这里，首先受到教育提高觉悟的是我父亲。父亲主动要求参加新四军打日本；祖父很高兴，就亲自送唯一的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周姓宗家和亲戚无形中受到影响，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抗日。联络站，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三十六名战士。（以后牺牲了七人)后来得知，那个“游医”“卫生员”原来是新四军路西独立团的政委杨效椿。

当年，家乡是半沦陷区，也是新四军游击区。新四军、国民党军及日伪军三方常在这地方拉锯战。每当新四军游击队打过来，一些领导就到联络站开会。明亮的油灯常常彻夜不熄。每当有“客人”来，不管白天或黑夜，祖母总是忙得不迭，烧水做饭，热情招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去拜访市里领导孟省阳，他说:“打游击时，我在你家吃过饭，你奶奶好热情啊”。祖母得知外地病人大多是新四军子弟兵，更加关怀照顾，送茶送饭，问暖问寒。被称为“好妈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起内战，加剧白色恐怖统治，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安插特务密探，甚至饭店旅社和浴池的墙上都贴有“莫谈国事”的标语。父亲参加革命后，长期不在家，引起敌特和地主走狗的注意，经常有人来打听我爸的下落，祖母总是说：他到外地做苦工去了，哪知道在哪里。我五岁那年，（母亲已去世)除夕傍晚，我看见村边有几个拿枪的人，就赶快去告诉祖父；爹爹背着我，奶奶抱着几个月的弟弟立即从后门逃出去；在泥泞的田埂上跌跌撞撞跑了几里地，到一个亲戚家躲起来。经常东逃西躲，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七年冬天，祖母大病，父亲着便衣夜晚潜回探视，不料被敌特发现逮捕，押倒吴山庙，反革命分子为抓到一个“共产党”，疯狂庆贺，大摆宴席，把父亲捆绑在桌底下，狼狗们在上面猜拳吃酒，大喊大叫。父亲愤怒痛骂，并把酒桌顶翻。坏蛋们气急败坏，对我父亲棍打鞭抽，打得皮开肉绽，威逼父亲供出同事和党的秘密，父亲怒斥道:“妄想！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反动派害怕新四军游击队打过来营救，第二天就将父亲杀害了。父亲满身是血，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昂首挺胸，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反动派！”，慷慨就义。正气浩然，感天动地泣鬼神！

父亲牺牲后，杨效椿带着一班人，由赵凯和董皖北陪同，来到我家慰问。他对祖父母说:“周道贤同志是好同志，是优秀党员。您二老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他是为革命为人民光荣牺牲的。道贤走了，我就是二老的儿子。”拉着我说:“这孩子就是我的女儿”，给我起名叫新端，他说：新的开端，新中国新社会就要来到了。后来杨伯伯经常给家里送生活用品，十分关怀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和县政府为我父亲立碑纪念，上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祖父从不邀功，不愿出去当官，仍旧种田行医，守着老屋过平民生活。我蒙党关怀，将我送到“安徽省皖西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和生活。祖父病逝后，政府将祖母请进“寿县烈属养老院”，安度晚年，此后，我再也没回老家住过。

茅草屋不在了，可是它的灯光永远亮在我心中。(周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