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车、板车、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让生长于穷乡僻壤的我，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被村民们称为“班车”的交通工具。

那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我们叶典村开往安庆市区的唯一一辆类似公交车的交通工具。每天一趟，早出晚归。村民们亲切地称其为“班车”。该车是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个体经营的客运车辆。李师傅夫妇一个开车、一个卖票。他们家就住在我老家背后的怀宁县枫林乡与我们潜山县（现改为县级市）叶典村接壤处。故我上大学时寒暑假来回和工作后回家省亲均首选乘坐他们家的车——离家时是始发车，回家时是终点站。难得如此方便。

每次从家走时，虽说早已定好闹钟，但母亲总也彻夜睡不踏实。既舍不得我走，又怕大家都睡着了误车。离开时，小脚母亲总要千嘱咐万叮咛着送出家门一段路，大哥、二哥则要将我和所带行李送上车并等车开了才挥手离去。上学时是我一个人，工作后是我和妻子，再之后是带上女儿的一家三口。

车子发动时，似乎也在哼哼唧唧的，赖在地上不想走。我也觉得那辆半旧不新的“老爷车”仿佛巨大的吸铁石，将我（们）铁屑似的吸附其上，沉重感不言自明。起步后，故乡豢养的那片松林，也像宠物狗一样越跑越远，似乎是在追赶我远逝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印象中，除了第一次去苏州上大学时，是大哥陪着我到终点站安庆，并在外婆家的表哥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便乘长途汽车赶往苏州。其他时候，我（们）都是在高河镇（后来怀宁县城由石牌迁至此）下车再转乘去合肥的车辆。每当我目睹着“班车”离去的背影，便感觉自己成了茫茫人海中一浮萍，失重感或曰“失根感”油然而生。

记得1995年母亲仙逝之前，我每年得回家三至五次（上大学时仅寒暑假两次）。每次都要算好时间以乘上李师傅那趟“晚归”的班车。尽管有时要冒着寒冷等上好一阵子，而心里却一直热乎乎的。当挡风玻璃前那块“安庆—叶典”的行车牌映入眼帘时，就跟见到家人一样难掩发自内心的激动。大多时候，车上都人满为患。但再拥挤心里也感觉宽松。曾经的路面除了狭窄还坑洼不平。可我坐在车上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似的，找回了中学时代搭乘拖拉机上学时，尽情享受那种摇篮般颠簸的快感。而那满车厢的家乡话，潮水般将我这叶在外漂泊良久的小舟，护送进了故乡温馨的港湾。他们的七嘴八舌、又说又笑，让我仿佛回到了儿时夏日清晨于家乡村口，耳闻目睹母亲、婶婶及大姑娘、小媳妇们在池塘里浣洗衣衫的场景。那才是一道风味十足的“家乡菜”，多年来总让我回味无穷。以至于到了终点站叶典，我似乎还沉浸在往事的趣味中不能自拔，直到前来迎接我的侄辈们喊我时，我才如梦方醒。回家的幸福感立即像故乡的那条小河的河水一样荡漾起来。如此真切感受，后来凝结成了我一首小诗《乡恋》：“离开故乡时/我是一把/不愿出鞘的剑/寸寸滞涩/光亮在外头/寒意在心间//回归故乡时/我是一支/满弓上的离弦之箭/呼啸而去/再远的路途/也在射程里面”。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村村通”工程让平整的水泥或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先后买上了小汽车。加之公交车也逐渐向乡村延伸。乘坐李师傅的班车出行早已从“唯一”途径变成了途径“之一”，直至其最终退出家乡客运市场。但我却像怀念逝去的母亲和大哥一样，怀念那曾给予我方便与快乐的班车。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了我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乡愁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种。(徐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