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是一个人的外号。

他是我家门的一个哥哥。屈指算来，他离开我已有十多年了，可每次回到家乡，看到熟悉的沟沟坎坎，看到那已有些变了样的小路，我都似乎看见他扛着铁锹从田间小路上笑眯眯地向我走来，还有那掩饰不住的大嗓门：宝弟回来啦！来，哥俩好好下一场“皮条”（乡间一种类似于下象棋的游戏）！

以前不管是在外读书还是工作，只要回来遇见，哥俩总要开一通玩笑，然后蹲在田埂上，用木棍随手画了“皮条”架子，杀一个人仰马翻，直到太阳滚下山脚，露水开始在绿油油的麦苗上打滚，把眼睁个鸡蛋大也实在看不清“皮条”架子的轮廓了，我俩才絮絮叨叨约好下次再干的时间，各回各的家门。

在我眼里，我这个“铁人”哥哥长得很排场：高个子，高鼻梁，宽额头，黝黑的脸是唯一的缺陷。这也不能怪他，庄稼人嘛，长一副小白脸就和这块土地不相应了，不是娇生惯养就是好吃懒做的料，正直的庄稼人是不认可的。总之，“铁人”哥哥这唯一的缺点在我眼里也是优点，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值得人“包坦”的地方。

可就算长得再完美，命运也没有眷顾于他，直到他53岁去世，也没有成家。

“铁人”的母亲，我的大妈，在他10岁时就因得了不治之症离开了人世。大伯受不了这个打击，像疯了一样，不管白天黑夜一想起她就到她的坟地上哭得昏天黑地，谁也劝不住，就这样哭来哭去哭瞎了双眼。

这下可苦了“铁人”哥哥，他把书包扔进了校园边的淠水河里，开始下地学干农活，在家学洗刷缝补，照顾瞎眼的大伯，几年下来，既把农活干得头头是道，又把只有两个人的家照应得井井有条。

印象里，不管在什么时候，他留给大人小孩的总是那副没心没肺乐呵呵的样子。

也许是因为他身强力壮而又有求必应的缘故，队里的大爷大奶大伯大妈都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有干不了的重活累活脏活，找他是大家的不二选择。

还记得深秋时节，跛脚的五爷把一排青麻沤在深塘边的浅水处，到捞麻捆剥麻皮的时候，他用锄头左钩右钩怎么也找不到麻排了。五爷慌了，这一排麻钱可是一大家人半年的奔头。五爷一跛一拐地找来“铁哥”。

他来了以后，也是好一阵折腾，还是没见到麻排的影子。

“铁哥”急了，把身上的褂裤一脱，钻进冰凉的塘水里。几个猛子下去，终于在远处的深水区找到了麻排。原来前些日子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使得塘水猛涨，麻排脱了桩绳，被冲刷到深水里了。“铁人”哥哥又连扎几个猛子钻进深水，扒掉麻排上的泥巴，麻排浮上来，被他拖到岸边。接着他又喘着粗气把麻捆一一拖到岸上，这才哆嗦着换上衣服。他的湿头发粘在一起，嘴唇已冻得乌青，浑身上下抖成一团，可把五爷心疼坏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

他那“铁人”的外号就是从那天开始乡亲们给起的，不过老人们都亲切地喊他“铁子”，我们这些平辈的弟妹则喊他“铁哥”。

平日队里东家西家遇到红白喜事，“铁人”哥哥都是其中主要的角色。劈材烧锅，端汤上饭，吆兄喊弟，喝酒谈笑，哪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和洪亮的大嗓门。有他就有了气氛，没他就没了生气。要是碰上哪天哪家有事没见着他，大伙就会觉得少了很多人似的互相打听：“铁子哪去啦？”“咋没看到铁哥？”

“铁哥”活着时最后一次操持办理的就是他瞎眼老父的丧事。在他的孝心料理下，我那瞎眼大伯一天罪没受，愣是活到了八十多岁高龄才安详地去世。送走老父之后，也许是失去父亲的哀伤和期间的劳累，也许是失去了生活的重负和牵挂，也许是已完成使命的释然和放松，“铁哥”一向强壮的身体陡然间垮了下去，逐渐消瘦，以致卧床不起直到气若游丝。

“铁哥”出殡那天，我在外地，没能为他送行。他的葬礼是队里人自发给他办的，虽然没有子女，但他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据说队里男女老幼一起出动，仅送行的人群就排了好几里，哭声喊声连附近村落的人们都受到了震动。

听说这些，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

有时我想，“铁哥”也许就像家乡田埂上那些平平凡凡的小草小花一样，默默地抽叶默默地开花，淡然地来又淡然地走，唯有他生活过劳累过的土地会记得他。

在每一年的春天，在每一次春风拂过田野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儿鸟儿们围着他，日里夜里为他唱着思念的歌。而他，就在这熟悉的歌声里安眠。(聂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