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徵兰诗集《栩栩草》随感

读诗集《栩栩草》，可以领略到明季士大夫的愁与狂。

诗集的作者孙徵兰，是晚明清初一位普通士大夫。《栩栩草》收录的是他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前的作品。当时的明王朝江河日下，有大厦将倾的势头，士大夫们愁的有理。诗集中透露了孙徵兰的多重愁：愁个人，“年少富贵两相宜，富贵不来年不少”，自嘲年纪不小了，又没中进士，富贵八字还没一撇呢。又愁生民，当时孙徵兰的家乡豫北一带旱灾严重，民生凋敝。更愁大明王朝，晚明党争剧烈、吏治腐败，让人愤慨忧愁，而后金又不断在关外扩张，“胡笳千里一时鸣”。渴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又无路请缨，怎能不愁？孙徵兰只好“临风一洒英雄泪”，充满了儒家的家国情怀。

晚明社会崇尚奢华，士大夫喜好标新立异，喜好追逐风雅，多以饮酒赋诗为事。孙徵兰博学多才但也恃才傲物，小时候便自号“清狂子”，在社会大风气的影响下更是狂放不羁，“诗凭狂铸俗成仙”。诗集中孙徵兰徜徉于山水之间，以诗酒自娱，他有诗曰“几蕊腔花凭酒放，一枚心茧任诗抽”，倒也清新别致，很有文学价值。愁到极致，或者愁到无可奈何便是狂，狂是对愁的一种逃避或发泄，是愁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比如渴望功名富贵的另一种表现，是藐视功名富贵，于是诗集中有了“脚底多山真是富，手中有杖未为贫”之句，这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矛盾心态，很多时候就这么且愁且狂着。

余英时先生曾对方以智进行深入研究，并撰写了让人穆然以思的《方以智晚节考》。如果对孙徵兰的晚年进行考察，也有许多让人感慨的事儿。入清后在家乡淇县隐居不仕的孙徵兰，曾和知县蔡藿一起在官道旁立了块大碑，上书“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几个大字。

这个题词貌似中规中矩，因为有权威论述在先。孟子说过，商朝从成汤开国到武丁中兴，“贤圣之君六七作”。但实际上却又耐人寻味，“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只是想表达淇县曾是商朝都城，展现家乡历史悠久的文化自豪感，那直书“殷朝故都”四个大字即可，何必啰嗦？更何况，以朝歌为都城的，集中在商朝晚期，以纣王最为著名，跟之前的六七个贤圣君关系不大，说朝歌是“商朝六七个贤圣君的故都”，不符合史实。可见孙徵兰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有寓意的。孙徵兰科举时代的本经是《春秋》，还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河南乡试亚元、《春秋》经魁，《春秋》对他的影响至深。而孙徵兰所用的，正是他熟谙的《春秋》笔法。

诗无达诂，但如果从历史背景及同理心的角度去把握的话，孙徵兰是在煞费苦心意地借机表达一种感情，即对崇祯帝的追思和褒扬之情。

朝歌作为殷商故都，曾经发生过武王伐纣、商亡周兴的故事，这段历史让孙徵兰很容易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明亡清兴的现实。孙徵兰对同样经历过兵荒马乱、江山易手的纣王心有戚戚焉，并以强烈的同理心重新审视纣王。纣王和崇祯不同之处很多，但际遇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末代之君，在当时都有着良好名声，最后都自杀殉国。毛泽东在点评纣王时也赞许地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崇祯在当时中下级官员以及老百姓眼中，也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也是最后自杀不投降。又如，都因忙于“攘外”而亡于国内起义军，都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等等。这让曾在崇祯朝为官的孙徵兰痛惜不已。当然，纣王和崇祯都有许多缺点，然而为君者讳，符合《春秋》之义，不是特别影响“贤圣君”的称呼。

崇祯后期内忧外患，孙徵兰撰写的一块碑刻中，碑额直书“皇帝万岁”，但是现在明朝灭亡了，他不能那样直接地表达感情了。作为明朝遗民，孙徵兰不仅经济上困顿，政治上也必须小心翼翼。他无奈而巧妙地将这种感情转移寄托在了纣王身上，并借题发挥、由此及彼。孙徵兰以立此碑来抒发对故君崇祯的怀念和褒扬之情，“亦深切著明矣”！（王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