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前我们一直讲社会管理，现在讲社会治理，要害就在“治”上，但治的落点是“理”，即疏导、理顺、化解，是公平、秩序、安全、共享、幸福等；而全面从严治党，要害也在“治”上，但治的落点是党组织，就是使党组织有领导力、组织力和融合力。也就是说，治党是强组织，治理是顺关系，两者融合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理顺各种社会关系，使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安定有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以前我们叫的社会管理，带有管制、统治的意味在里面，是自上而下的管，上面的管下面的，主要采取命令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是单向度的、单一性的。而治理，它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强调的是一种多元的综合性管理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实际上有多方共同参与管理，不是只有一个管理者去管大家，而是有很多个人、很多组织都参与到这个管理格局当中来，大家一起来共管，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比如农村，社会治理就有这么一些特征：一是主体的多元化。管理过程中不是只有党组织，或者只有村委会一个主体，而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村委会组织(自治主体)、社会组织(社会主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都以独立的主体、独立的行动者参与进来，相互之间是合作的关系，共同商量一些规则和分工，所以叫“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二是机制的协商性。现代治理强调的是一种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协商性，村内的事务更多地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比如“四议两公开”，就是很好的协商机制。三是参与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各类组织和人员都广泛地参与，而在我们过去的管理体系中老百姓都是被动的，他们参与很少，其他的社会组织发育得也不好，参与不多。事实上，基层社会治理能不能达到现代治理的标准，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老百姓的普遍参与程度如何。四是范围的广泛性。治理的范围很广，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可以看出，化解矛盾纠纷、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社会治安防控、打击黄赌毒黑拐骗、社会心理服务等，都是社会治理的范畴。(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