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80周年。历史记忆把我们带到80年前：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历经367天，徒步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等11个省，跋涉翻越了于都河、五岭山脉、瀟水、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夹金山、大凉山、毛儿盖草地、岷山、六盘山等万水千山，冲破了敌人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这些“火种”后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人民解放的引领和中坚力量，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倍受外侮、积贫积弱的旧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安康幸福的民主共和国。“长征”，现虽已是个历史的概念，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伟大卓越、极不平凡的，它在中国革命史册中将闪耀着永世不灭的光芒。本文以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12次会议为主线，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引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瞩目的长途征战转兵，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
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第5次反“围剿”前夕。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临川向国民党军事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我们要专心一致地“剿匪”，此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我们总是要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7月11日，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围剿”部队军官进行强化集训；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华北驻军南调江西，实行“碉堡政策”围剿中央红军，总兵力100万人。面对敌人“碉堡政策”的推进和强大的碾压攻势，临时中央主要领导博古，废弃以往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反“围剿”很快受挫。几次受挫后，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1934年4月14日，国民党军队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折损总兵力1/5，损失惨重。5月初，李德提出“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被共产国际批准，并同意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一切”。8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瑞金沙洲坝不时地遭到敌机轰炸，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西征到湘鄂西与贺龙、周逸群的红2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红6军团会合。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谭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主任，统一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8.6万多人，带着中革军委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手册，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放弃与红2、6军团会师，把围追堵截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
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南渡于都河。国民党以3个师、1个旅的兵力在赣州以东构筑了第1道封锁线。21日，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第1道封锁线。林彪、聂荣臻的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的红9军团跟进；彭德怀、杨尚昆的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周昆、黄苏的红8军团跟进；军委第1、2纵队居中；董振堂、李卓然的红5军团殿后。26日，8万人马携带大量笨重的武器器材进入五岭山区羊肠小道。30日，蒋介石判断红军是西进战略转移，于是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健火速出兵，在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间设置了第2道防线，薛岳的北路军协助追击。11月4日，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袭取了城口。5日至8日，后续部队突破了第2道封锁线。后敌人立即在郴县、宜章、乐昌间设置了第3道封锁线。11月11日，红3军团占领了宜章。突破前3道封锁线红军损失2万人。12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北路军16个师以及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贵州王家烈部，利用湘江天险构筑了第4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全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渡过瀟水。27日晚，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江点，紧接着红1、3军团相继控制了60里长的湘江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然而，由于拖着坛坛罐罐和疲劳行军，错失了乘虚抢渡湘江的时机。湘江战役中，红8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红21、23师不足2千人渡过湘江。红3军团的红6师红18团和红5军团的红34师被阻隔于湘江东岸，在敌人铁桶式包围中，陈树湘师长及被阻隔部队大部牺牲。“三年莫食湘江鱼”可谓时之湘江战役的惨烈。此役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此后，部队中明显出现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附近的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第1次会议）。时刻关注党和红军前途命运而又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放弃北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虽然，李德坚持“北出湘西”的意见被否决，博古因“湘江之责”而未固执己见，但13日，中革军委仍命令各部，先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再寻机“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15日，中央红军向黎平行进中，毛泽东看到“北上会合”面临的严重危机，再次力陈博古等人。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第2次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富春、李德等出席。毛泽东建议：挺进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会上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20日，以红1、9军团为右纵，红3、5军团为左纵，分两路西进。中央红军在西进中连克贵州王家烈所部。28日，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区，直逼乌江，把围追堵截的几十万敌军甩在了湘西。
“转兵”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转兵”顺利。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1935年1月1日，耿飙、杨成武的红2师红4团首抵乌江江界河渡口并组织偷渡；次日凌晨，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干部团再次组织强渡；杨得志、黎林的红1师先头团从下游龙溪渡口强渡成功；3日，红3军团从上游的茶山渡口过江。6日，中央红军从3个渡口全部渡过了乌江。随后，中革军委命令部队分3路向前进击，直逼黔北重镇遵义。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2师于当晚占领了猪场，朱秋水、王集成的红6团冒着大雨拿下深溪水镇，在俘虏兵的带路下，连夜佯装、打进了遵义城。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第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参加会议，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和突围以来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是我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和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极其危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未完待续）
（袁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