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所撰著《淮南子》一书，诚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所言是“西汉道家言之渊府”“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刘安等人以寿春为中心，凭依八公山，俯临淮河水，论道天下，求治方略，在西汉前期的江淮大地上形成一个颇具全国性影响的学术文化中心。《淮南子》的成书，成为以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论道”“求治”的思想纲领，也成为中国道教思想史上颇具历史价值及意义的理论巨著。
《原道训》是《淮南子》全书的道家哲学纲要。此篇中，刘安等人围绕中国道家“道”论展开多维度的理论阐发，明确提出“与道为一”的核心观点，将先秦以来的道家“道”论在汉代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向宗教信仰意义的演进方向，从而为汉代“道家”最终能够走向汉代“道教”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基础。《原道训》提出“与道为一”的理念并非偶然，这是刘安等人代表的汉代道家思想家对“人”“道”关系重新进行理论审思的产物，也是他们试图解决西汉统治阶层的精神信仰问题所展开的理论探索的结果。如何安顿身心，进而善治天下，始终是作为“帝王之书”的《淮南子》所着力探讨的中心议题，而“与道为一”理念的提出和阐发，则显示出刘安等人对这一重大议题已有根本的理论解答。无论“治身”，或“治国”，在刘安等人看来，都唯有坚持与践行“与道为一”的理念，甚至将其提升到精神信仰的层面来对待，西汉统治阶层才能实现“通治”天下的理想目的。
也因此，为系统阐发“与道为一”的核心观点及理念，刘安等人从“道”的本源性与生成性、规律性与实践性、世俗性与超越性、终极性与解脱性四个方面着眼，深入揭示出“与道为一”理念所具有的理论起点、精神境界和信仰归宿，使之在汉代道家思想语境中突显出空前的精神信仰意义，成为将道家“道”论从哲学思想蕴涵升华为宗教思想蕴涵的关键环节，由此为中国道家架起一座从“道家”通向“道教”的理论桥梁。
首先，对“道”的本源性与生成性的阐发，是《淮南子》“与道为一”理念的理论起点。《原道训》开篇即对“道”的本源性与生成性展开论述，认为“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同时强调“道”更是“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在《原道训》看来，“道”的“无形”“无穷”体现出超时空的特性，是无法用任何有形、有限的东西来限定的，因此“道”才能够成为天地万物所以“生成”的根本动力，使“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也让“跂行喙息，蠉飞蝡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原道训》对“道”这种本源性与生成性的认识，源于老子而比其更加深细具体。老子主张“道”是“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二者在理论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从形而上的哲学意义来说，《原道训》并没有突破老子“道”论的根本范畴。继承先秦老子以来“道”的本源性立场，突显其生成性意义，这让刘安等人阐发“与道为一”理念具有坚实的理论起点。
其次，对“道”的规律性与实践性的阐发，是《淮南子》“与道为一”理念的事功内涵。《原道训》论“道”充分体现出《淮南子》作为汉代“帝王之书”的理论特质，十分侧重对“道”形而下的实践功用的把握和阐明，力图将“道”对于西汉统治阶层在治国上所具有的规律性意义揭示出来。《原道训》在论述“道”的本源性意义后，紧接着就以“泰古二皇”为理想范例，探讨“道”的治政运用及价值，并对先秦道家“自然”“无为”理念予以实践层面的阐释，认为“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才是“道”在人间政治上理想践行的具体表现。《原道训》还继续以“冯夷、大丙之御”为喻，强调统治者作为王朝政治发展中关键性的主体因素，必须始终能从实践层面上把握“道”的规律性，并对其进行黄老化的实际运用，以此达到“执道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的理想状态。《原道训》将“道”的本源性、生成性与规律性、实践性紧密结合起来展开论述，说明刘安等人身为西汉统治阶层的精英人物，其理论关注的基点始终在于为“刘氏”天下论“政”而求“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道”的本源性、生成性的阐发实际上并非真正的论述重心所在，而是为其进一步侧重阐明“道”在治国层面上规律性、实践性的工具意义做准备，力图以此推动西汉统治阶层走向“与道为一”的理想发展。
再次，对“道”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阐发，是《淮南子》“与道为一”理念的精神境界。《原道训》一方面注重揭示“道”的世俗性运用与价值，认为“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将“道”看作是处理国家大事以及生活常事的根本原则及理念，反对“释大道而任小数”；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对“道”的超越性的重视和阐发。在《原道训》看来，“执道”“体道”“达道”的目的在于“与道游者也”，在于“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这让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生命个体或政治主体始终不背离“道”的根本立场，并在合乎“道”的精神修养过程中能够做到“得道而肥”“遗物而与道同出”，保持其身心言行的自然和谐，达到内外一致，人道合一的理想境界。因此，“与道为一”体现出一种道家化的“在世而超世”的人格追求。
最后，对“道”的终极性的阐发，是《淮南子》“与道为一”理念的信仰归宿。《原道训》对“道”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揭示，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统一。这与淮南王刘安的身世背景与政治地位密不可分。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之一，刘安及其所领导的淮南学派尽管热衷于“论道”“修道”，但终究无法彻底摆脱现实政治地位与环境所带来的束缚，因此对“道”的实践性、世俗性的重视，内在与其对“道”的超越性、终极性的追求形成深刻的理论张力，使之最终渴求在一定程度上由“入世”“经世”跃入“出世”的精神信仰层面，从而获得某种意义的生命解脱。《原道训》先云：“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随后又言：“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可见其所主张的“与道为一”理念实质上趋向于一种生命超越与解脱的理想发展。《原道训》认为，唯有实现“与道为一”，生命个体或政治主体才能使其“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才能“夫得道已定，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原道训》不仅将“与道为一”的理想人格视为“得道者”，而且还将后者进一步予以“神格化”，彻底形塑为“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的神仙人物。正是在“仙道化”的人格超越与解脱中，刘安等人最终探寻到了“道”的终极意义，为西汉统治阶层的身心安顿和精神自由指明了一条充满理想色彩的光明之路。
由上所论，可知《淮南子》在《原道训》中阐扬的“与道为一”的核心观点及理念，在中国道家思想史上具有颇为独特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与道为一”根本上解决的是“人”“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必然要将形而上的玄思之“道”推阐为形而下的实践之“道”，让其更具可操作性。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在西汉大一统王朝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理论贡献。可以说，刘安等人用《淮南子》一书打开了中国“道家”走向“道教”的关键之“门”，让“道”的宗教信仰意义在“与道为一”的“信道”“修道”“得道”诉求中前所未有地深刻呈现出来。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