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其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精神标识。这种深植于心的爱国意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源于其幼年时期多重经历的共同启蒙。

一、陆氏家族爱国情怀的家风积淀

家风是家族文化在一代代地传承中逐渐形成的精神内核。陆氏家族早在唐代便已奠定爱国传统的根基，历代族人多以爱国忧民、忠贞不渝为人生信条。陆游在《放翁家训·序》中记述，“吾家在唐为辅相者六人”，他们“廉直忠孝，世载令闻”，这种以“忠君”“忧国”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家族延续的精神传承。

五代乱世之际，族人展现出对“节操”的坚守，因“不可事伪国、苟富贵，以辱先人”，毅然“弃官不仕，东徙渡江”，沦为平民却始终保持“孝悌行于家，忠信著于乡，家法凛然，久而弗改”的家风本色。这种“不可事伪国”的气节情操，为后世树立了“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吾家之所深耻”的精神标杆。

入宋以后，陆家“百余年间，文儒继出，有公有卿”，始终以国为重，坚守清廉的情操。陆游高祖陆轸官至吏部郎中，居官四十年未置田产；曾祖陆珪官至国子博士；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左丞，生活始终保持简朴，这种“富贵不淫”的品格修为，构成了陆氏家族爱国家风的精神底色。陆游在笔记体散文《家世旧闻》中记述了从高祖陆轸到父亲陆宰等先辈以及外家唐氏一些前辈的轶闻遗事。

陆氏家族重视早期的启蒙教育，早早就以《诗经》《左传》等经典著作中蕴含着爱国思想、忠义观念对陆游进行启蒙教育。陆游在积累知识、培养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自己的爱国认知与家国情怀，为其日后一生坚守爱国立场、践行爱国理想奠定了精神根基。

二、陆游寿春幼年颠沛的生活印记

北宋政和（1111-1118年）年间，陆游父亲陆宰任淮西提举常平，负责地方仓廪事务，历时十余年，长期驻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宣和六年（1124年）调任淮南东路转运判官，全家从寿春迁居淮南东路治所扬州（今江苏扬州）。次年，陆宰又奉调改任京西路转运副使（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全家从扬州沿运河至淮安，循淮河而上，至正阳关入颍河，再入蔡河抵开封，向皇帝述职后，再赴洛阳上任，已经妊娠的夫人唐氏随行。路过寿春时，陆宰将在此为官时置办的“东皋”家产稍稍“葺治”，留待以后长居。安排妥当后，全家又匆匆赶路，航船启航不久，陆夫人突然临盆，在“淮之湄”产下陆游。

此时北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局动荡。航船继续北上的途中，宋金战争爆发，陆宰未能按原计划到洛阳赴任，而是被朝廷临时派到河东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一带抗金前线。陆宰将家眷安置在河南荥阳只身赴任，以京西路转运副使的身份负责军需供应，却遭诬陷而免职。靖康元年（1126年）春，陆宰携全家到寿春落脚。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金兵攻陷寿春府，陆家再度流离，绍兴二年（1132年）辗转回到山阴（今浙江绍兴）故里。

离开寿春时，陆游虚龄五岁。因其生于仕宦之家，其母唐氏的祖父唐介，舅舅晁冲之和堂舅晁补之、晁说之、晁咏之都是北宋著名文人。在这样的家庭，陆游开蒙很早，故战乱带来的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成为他童年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三山杜门作歌五首·其一》中，陆游追忆道：“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金兵南下占领寿春后，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城内一片狼藉，百姓流离失所。陆宰全家不得不放弃“东皋”家园，陆游跟随大人踏上逃亡之路。逃亡途中，他亲眼目睹了金兵的残暴行径，在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对金兵的侵略充满了憎恨，对遭受苦难的百姓充满了同情。这种战乱中的切肤之痛，成为陆游日后坚持抗金主张、倡导收复中原的重要精神动力。

三、父亲陆宰爱国风骨的言传身教

陆宰（1088-1148年），字符钧，南宋著名藏书家。陆宰作为家族精神的继承者与传递者，将家族历代积淀的忠孝气节与个人的国仇家恨相融合，形成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痛感的爱国家风，为陆游爱国思想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寿春任职淮西提举常平期间，陆宰为五代时的忠臣刘仁赡修建庙宇。陆游在《家世旧闻·下卷》中记述了此事：“寿春县，古寿州也。有汉淮南王安庙，载在祀典。邑人思刘仁赡，欲为立庙而不得，乃作刘侍中（即刘仁赡）像于南庙（即淮南王刘安庙）。好事者为诗曰：‘刘安据国叛西京，仁赡担身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不应同食便同情。’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时，始为仁赡筑庙，且具奏得额曰‘忠显’，先君亲受榜焉。晚年尝语及淮南庙中诗。”

刘仁赡是南唐名将，在与后周对峙中坚守寿州孤城一年多，其子欲降，他怒而杀之，最终城破后呕血而亡，为此赢得周世宗柴荣的赞赏，柴荣追赠他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以表彰他的忠诚和节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称其为“天下之忠臣”。在陆宰看来，刘仁赡是忠，而淮南王刘安是被汉武帝指控“谋反”自杀，是“叛”，因此认同“好事者”的观点，认为将“据国叛西京”的刘安与“担身保一城”的刘仁赡放在一起祭祀极不合适，于是为刘仁赡单独筑庙，并专门上书徽宗为刘仁赡庙求取匾额，徽宗专门御赐题额“忠显”。陆宰修建刘仁赡庙，绝非简单的历史纪念，而是将其作为家风教育的“实物教材”，让抽象的“忠义”变得有故事、有场景，让家族家风与地方忠义精神融为一体，对陆游进行爱国教育。

陆宰交往的对象大多是主张抗金的，如周聿、李光、曾几、傅崧卿等义士。这些人聚于陆府，不谈风月只论国事，陆游在《跋周侍郎奏稿》中写道：“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韩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伏读侍郎周公论事榜子，犹想见当时忠臣烈士忧愤感激之馀风。”在《跋傅给事贴》中也写道：“余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

父辈们这种痛心疾首、誓死报国的言行跃然纸上。陆宰与友人每当提及“靖康之耻”，都会情绪激动，甚至无法进食。他们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深深地影响了陆游。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呈现的“沉浸式”爱国教育场景，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让陆游的爱国意识更加坚定、更加具体，成为他日后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撑。

四、结语

寿春对于陆游，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过往之城，它是陆游爱国意识的重要启蒙地。离开寿春后，陆游的一生便以“爱国”为主线，从未偏离。无论是初入仕途时向朝廷上书力主抗金，还是被贬谪闲居时仍心系边关，他的笔始终指向“北定中原”的理想，他的诗始终饱含“铁马冰河”的豪情。30岁时，他在《夜读兵书》中写下“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字里行间满是渴望报国杀敌的壮志；中年遭贬，他在《书愤》中追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过往的抗金经历抒发壮志未酬的愤懑，却仍未放弃“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悲怆坚守；即便到了85岁临终前，他依旧在《示儿》中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笔。寿春的风，吹过了南宋的战场，也吹进了陆游的诗行，他的爱国诗篇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至今我们依旧能从中感受到那份炽热的爱国赤诚。

探究陆游爱国意识的启蒙历程，不仅能让我们深入地理解陆游其人其诗，更能让我们看到陆宰家风培育爱国情怀的生动范本，爱国情怀其实就是优良家风的最高升华。这份思想启蒙，不仅属于陆游，更为我们今天如何通过家风培育爱国主义思想，让爱国不再遥远，留下了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