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记载和总结了截至汉初为止古代中国在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医学、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工艺等学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内容丰富，体系完备，为中国古代科技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历代学者赞叹不已。

然而，《淮南子》的宗旨不止于此，而是将这些科技成就运用于拓展“黄老道学”的哲学思维。它扬弃先秦以来部分哲学家秉持的上帝神仙、创世造物的天命论观点，以创新“黄老道学”的“大道”为宗旨，从科技与“大道”的关系、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科技与个人的关系等方面，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观、社会政治观和人生价值观，为汉王朝提供“帝王之道”的理论体系，奠定重要思想基础。

可以说，《淮南子》是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以来开创科技与哲学相结合先河的重要著作，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的结晶，在中国科技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淮南子》汲取截至汉初古代中国在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以科技与“大道”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道”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本源，居于最高范畴。《淮南子·天文训》开篇阐发其宇宙自然观：天地未形成时，混混沌沌，无形无象，称为“太始”。“道”最初呈现清虚空廓的状态，清虚空廓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元气。元气有边际、有形态，其中清明部分飘逸扩散形成“天”，混浊部分凝结聚集形成“地”。清明之气聚合容易，混浊之气凝结困难，故“天”先形成，“地”后定形。

“天”与“地”的精气融合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精华融合产生四季，四季各自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阳气中的热气积聚产生“火”，“火”气的精华形成“日”；阴气中的寒气积聚产生“水”，“水”气的精华形成“月”。“日”“月”溢出之气的精华散逸为“星辰”。如此，天空容纳日月星辰，大地承载水潦尘埃。

“天”的形态为圆，“地”的形态为方。方的大地主宰幽暗，圆的天穹主宰光明。光明的“天”吐散阳气，火与日的光芒照耀在外；幽暗的“地”蕴含阴气，水与月的光泽蕴藏在内。太阳放射光芒施予大地，大地吸收光芒化育万物。所以说，阳气布施，阴气化育。“阴阳”二气相偏离，形成怒气便产生“风”；“阴阳”二气相交合，便形成“雨”；“阴阳”二气相迫近，感应即成“雷”，激荡而成“电”，散乱便成“雾”。若阳气强盛战胜阴气，雾便散发为“雨露”；若阴气强盛战胜阳气，雾便凝结为“霜雪”。

这便是《淮南子》的宇宙自然观，或称“天道”观。它强调宇宙是物质的，其演变过程是运动、发展、变化的，且拥有无限延伸、充满生机的空间与时间，是和谐且有规律的自然整体，不受外来精神力量干扰。这种自然规律与宇宙万物，均源自物质性的“道”，即“道法自然”。“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

由此可见，《淮南子》借助当时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阐释“大道”哲学，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论特质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观。

既然“天道”和谐有序，那么人类社会又当如何？《淮南子》由“天道”自然论及“人道”，提出新道家的社会政治观。

《淮南子·俶真训》记载：天穹所覆盖、大地所承载、宇宙所包容、“阴阳”二气所孕育、雨露所滋润、道德所扶持的人与万物，皆源自“天地”这一共同根源。“天、地、人”同源同根，故而休戚与共。

据此，《淮南子·天文训》提出：人的孔窍肢体均与“天地”自然相通。“天”有九重，人有九窍；“天”有四季十二月，人有四主脉十二经脉；“天”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人有十二经脉三百六十小经络。因此，“人主之情，上通于天”。若帝王施政违背“天道”，便是违背自然法则：实行暴政则多暴风，法令酷苛则虫灾频发，滥杀无辜则大旱无雨，政令违农时则阴雨不绝。

《淮南子·原道训》还提及：远古时伏羲、神农二皇掌握“道”的精髓，立于天地中央，以精神融合自然造化，实现安民定邦。自然与社会均按“道”的规律运行，天下之事需遵循自然与社会规律，不妄为、不违背。秉持“无为而治”，便是坚守“大道”。“无为”即顺随事物自然规律、顺应社情民意行事，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依据时势变化调整政策，最终形成“无为而无不为”的和谐政治局面。这便是《淮南子》新道家的社会政治观。

在《淮南子》看来，宇宙自然观、社会政治观、人生价值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唯有实现三者统一的帝王，方能真正掌握治国理政的“大道”，“而游于无穷之地”。

因此，《淮南子》又结合当时人体医学的成就，论述其人生价值观。《淮南子·主术训》认为：“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帝王应处于静虚状态修身养性，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表率。因帝王地位如同天空中发光的日月，天下人皆瞩目凝视、侧耳倾听。若帝王不能恬淡寡欲，便无法具备完美品德；不安守初心，便难以实现远大理想；不心胸宽阔，便不能包容天下；不慈爱仁厚，便无法赢得民众拥护；不公正无私，便不能明断是非。

《淮南子·诠言训》亦言：从未听闻自身修养优良而国家治理糟糕之事，也未听闻自身修养拙劣而国家治理良好之事。矩尺不正则画不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则画不出圆形。自身修养如同矩尺、圆规，从未有自身不正却能使他人端正之理。

《淮南子·精神训》还提到：安宁淡漠是精神清明的居所，虚无寂静是“道”心的安居之处。若一味追求身外之物，会失去对内心精神的养护；若对事物耿耿于怀，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君王应如古代圣贤般“抱德炀和”，秉持和谐万物的思想境界，“与道为际，与德为邻”，“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从而达到“至神”的最高精神境界。

由此可见，《淮南子》将古代人体医学成就与帝王个人道德修养、精神境界提升相联系，将“治身”视为“治国”的基本前提，认为“身治则国治”“家国同治”。为此，《淮南子》将“修其心，治其身”的自我修养置于外在追求之上，通过持续的内在修德，使生命成为践行“大道”的载体。

《淮南子》正是这样：借助当时的科技成就，探索以遵循“大道”为旨归的宇宙自然观，探索“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同构的社会政治观，探索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道”之最高精神境界的人生价值观。它指出，“大道”是宇宙的本源与运行法则，不可违逆；治国理政应秉持“大道”、顺应自然规律；“自然、社会、人”是和谐整体，帝王需效法“道”的规律，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原则，建立“与道同出”的政治模式，从而确保汉初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淮南子》将科技成就与其新道家哲学思想有机融合的研究方式，开中国“科技哲学”之先河。这一理论不仅对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观影响深远，在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