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何其芳，我们不由得想起中学语文课本上《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那首诗。身处延安这片新天地的诗人，激情澎湃地歌颂新生活、歌颂新生事物，曾激发多少有志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红色圣地，又鼓舞多少代年轻人迸发蓬勃青春力量，勇敢追梦。

何其芳这位从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走出的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解放后，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一生为革命文艺做了大量拓荒工作，诗作婉丽中见清幽，沉郁中显高昂，与李广田、卞之琳并称“汉园三诗人”。就是这样一位杰出诗人，也曾与寿县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在上级组织安排下，1964年9月，以何其芳、毛星为领导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十多人赴安徽农村，来到寿县九里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至1965年6月返回北京。巧合的是，诗人卞之琳也在这段时间，随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来到寿县参加“四清”运动。

当时的寿县农村，到处是“小的村庄，矮的草房”，晴天满身灰，雨天一身泥。这些学者同广大群众一起住草屋、喝稀粥、吃咸菜，参与劳动。他们通过走访调查、召开会议，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还将这段经历当作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机会。

工作之余，何其芳和同事们组织社员开展读书会活动，为大家进行文学启蒙，丰富精神生活。每天晚饭后，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队部“听书”：由一人朗读，众人聆听后展开讨论。参加者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读内容包括《林海雪原》《锻炼锻炼》等小说，《竹矛》《村风》等诗歌，以及相关评论文章。每次读书会都像一场高级别的听觉盛宴，且越办越红火。随着读书会的开展，文学创作、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也随之兴起。

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还借助读书会，开展文学调研与学术研究。他们发现：农村读者偏好电影、戏剧和长篇小说；文学研究应关注普通民众对文学的需求。所谓文学创作，就是“人写人，打动人”——作家创作人物形象，作品打动读者。而当时不少评论家忽视了读者的反应，这恰恰是作品能否影响社会的关键。他们将调研成果整理成《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情况的调查》一文。1966年年初，在形势已然紧张的背景下，何其芳推动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1期。

需要说明的是，“四清”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左”的偏差。但何其芳参与领导的九里公社“四清”工作，兼具政治任务与学术探索性质，其中的文学调查部分，为当代中国首次“文学生活”研究提供了乡村文化消费的珍贵样本。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卞之琳《断章》中的诗句。何其芳等人深入基层的作风与循循善诱的文学启蒙，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当时就有一位文学青年请求何其芳为寿县写诗：“‘写一首诗吧，何其芳同志，给我们寿县写一首诗！’已经七年了，这样的声音常响在我耳边。”

八个多月的朝夕相处，让何其芳与九里的乡亲结下深厚情谊；寿县厚重的文化、秀丽的风光，也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为了兑现承诺，他苦心酝酿，最终于1971年创作完成《写给寿县的诗》。这是一首145行的长篇抒情诗，1978年发表于《诗刊》第6期，后收入《何其芳诗稿》。

《写给寿县的诗》是一首发自肺腑的颂歌。诗人深情赞美寿县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是古代楚国的国都”，“楚国曾有高度的文化，还有屈原的辞赋”。诗人赞美寿县秀丽的自然风光：“寿县的早晨露珠般新鲜”，“阳光灿烂，我走在公路上。大杨叶在风中摇动像铃铛，开着花的紫云英像一片锦绣”。诗人更赞美寿县人民英勇、无私、勤劳的品质：“在生产队中间，在我们面前，就有这样的共产党员：抗日，打蒋介石，办农会，斗地主，他样样都是奋勇争先”。

彼时的寿县虽“并不富裕”，“旧社会和水灾还留下创伤”，但何其芳仍对其前景充满希望。如今的寿县，大力实施“南工北旅”发展战略，经济迈入快车道，成功融入合肥都市圈，相继实现“高速梦”“高铁梦”“空港梦”“通江达海梦”，先后荣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文学之乡”等称号。若何其芳先生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倍感欣慰。

在何其芳的文学创作中，寿县成为他又一个精神原乡；而寿县的历史文化，也因他的笔墨增添了不朽的诗人印记。

(吴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