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系我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共同编撰的一部鸿篇巨著。此书集众家之说归之于“道”，乃为大道之学，实为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也是我国思想史上颇具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其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文笔瑰丽，提出了汉代的天人之学，体系庞大而系统，集哲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科学、经济学、军事学等于一书，表现出汉人宏阔气魄，可谓是汉代上乘之作，后世也罕有其匹。东汉高诱曾说“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价为“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当代学者胡适则赞誉其为“绝代奇书”。更甚者，有人称之为一部治国理政安天下的宏阔之学。
当年淮南王刘安编撰《淮南子》目的何在？刘安在其书中具有纲要价值的《要略》篇业已点明主旨。在《要略》开篇即说：“夫作为书论者，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继之语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言明之意，著书立说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事，编撰《淮南子》不仅观察天地形象，通达古今学说，权衡事理，建立法规，度量形势，施行合宜的措施，更是为规范世人道德行为，管理世间人和事，从而达到适应变化，治理天下之目的。故历代一直不乏帝王将相、有志之士重视对《淮南子》的研究，探索寻求其中经世致用之深邃道理。
《淮南子》中记载了先秦大量历史人物，既有统治天下的上古五圣神农、尧、舜、禹、商汤及明君周文王、周武王，也有暴君夏桀、商纣。此外，还记载了历史上数不胜数的为政之要，值得后人借鉴效仿与景仰的官吏。其中为淮南王刘安津津乐道的古代勤政廉政典范，几乎贯穿《淮南子》全书，也为司马迁记入《史记》并以天下第一循吏身份而载录的著名人物——楚国令尹（宰相）孙叔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淮南子》一书中详细提到孙叔敖的至少有8处之多，甚至有的篇章反复以之为例加以详说，可见刘安对之的重视。翻阅《主术训》《道应训》《汜论训》《说山训》《人间训》等篇章便可管窥一斑。
孙叔敖何许人也，竟让淮南王刘安在这部宏著中频频提及并作为重点加以引据和论述。《孟子·告子下》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毛泽东主席曾在视察淮河时多次提到孙叔敖，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治水专家。
有史料载，其生活在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楚郢都人（今湖北江陵一带，一说河南淮滨）。春秋时期楚国令尹。距今2600多年，楚国贵族蒍贾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蒍敖（即孙叔敖）与母亲避难于今河南省淮滨县一带，改名孙叔敖。遇恩公收留，并得倾囊相授毕生学识。当时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主持治水，倾尽家资，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陂（què bēi），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2000多年过去，至今仍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孙叔敖也因之受楚庄王赏识，辅佐治理国家。
孙叔敖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武，休养生息，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使农商并举，文化繁荣，政绩赫然。孙叔敖出色的治水、治国、为官、军事才能，辅佐造就楚庄王独霸南方，进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惜他年仅38岁就因积劳成疾而病逝。
《淮南子》关于孙叔敖的记载描述，撇开其作为一名封建时代官吏身份来看，其治水功绩，改革弊政，谋利为民；治国之道，顺势而为，宽政为民；处事之道，位高权重，怀德守志，居功不贪；为官之道，能上能下，坦然进退，不患得失；严教子孙，淡泊名利，低调为人等品格风范，值得后世学思践悟。展开细看：
一是治水。《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此水利工程比四川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早建成约350年。由此其名声鹊起，传之天下，后来在楚庄王大臣虞丘的考察与极力荐举下，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宰相）。明嘉靖本《寿州志》载：“芍陂，州南六十里安丰故县，楚相孙叔敖所作，溉田四百余顷。”其志书修撰黄廷用以记的方式，对芍陂之事进行了详细论述：“予观迁史《循吏传》有曰：孙叔敖者，三月为楚相，施教行政，世俗盛美，勤恤生人，惠施无疆，尝于寿州南引六上流溪、淠、沘三水汇而为塘，环抱三百里余，可溉田万余顷，居人赖之。汉王景、魏邓艾、宋长沙王义欣，至我明邝、魏二君相继葺理，以丕承前志。旧有白芍亭，汩而为湖，因名芍陂，后以安丰邑故地今相传为安丰塘。”清代康熙年间《江南通志》卷十七载：“芍陂在寿州安丰县，亦曰安丰塘，又曰期思陂，楚相孙叔敖决期思之水即此。”
二是治国。其一，改革楚币，变不便携带交换的大币为轻便的小币种，百姓安居乐业，市场秩序井然。其二，改制楚车，增加门槛高度，改变楚国人由喜坐矮车到高车的习惯，从而增加楚国的威仪。人们称赞他是“子文再生”（子文是楚成王的令尹，以贤能著称）。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说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其三，无为而治。《主术训》篇颂扬说：“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孙叔敖整日安寝无为，楚国不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即可统治天下。“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等待别人催促、指使才去治国理政，那显然就被动和困难了。
三是做官、处事与为人。处庙堂之高如何居安思危，合理应对执政风险、利益诱惑与民意指向，孙叔敖身为令尹，爵高、官大、禄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道应训》篇载有其与狐丘丈人一段问对，面对以狐丘丈人为代表的广大群众对其爵高、官大、禄厚的“羡慕嫉妒恨”，孙叔敖则以用心志越小，欲望越少，捐献越多，低调破解，从而达到“免三怨”的目的。“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作为一代名相，孙叔敖未否认所谓三怨的存在，也不愿蒙受三怨，而是平心静气地向狐丘丈人阐明了就高位而避三怨的方法：爵位越高，则其心气越宜卑下。低爵与无爵乃高爵之基，占据显贵荣耀的高爵之位，显贵之基是广大民众，故不能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民众，更应怀卑谦之心，持尊崇之情，将荣耀最大程度地还之民众。因卑下心态，故才免除各种困扰。权愈大，处事更宜谨小慎微，守住权力界限，绝不擅权用事，彻底免除君王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牢记权力的分量，慎重地依礼遵规，据实际情况处事，力求为政平稳和妥善。因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其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楚王的憎恶。此外，俸禄越厚，则对民众施予愈广。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凭此显示了他做官为民与博爱厚施的无私高尚情操，民众早已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孙叔敖从自身为相的三个方面释疑了狐丘丈人对高位与三怨关系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人间训》篇中还有关于孙叔敖处事为人之道妥善处理三危的做法。“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尽管孙叔敖德高多宠、才高位高、功大禄厚，他在封赏、爵禄等利益面前一再退让，直到临死之际，告诫其子孙，如接受楚庄王封赏，只能要最贫瘠的土地。对此《淮南子》不惜笔墨大加叙述，以明示后人当作警示，如《人间训》中引例再说：“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汜论训》篇：“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还如《说山训》篇：“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制冠浣衣；”都说明了后世著书者刘安的完全认可和赞赏孙叔敖氏做官处世教子为人之道，故录载书中大加彰扬旌表，教诫后世应作为楷模学习效仿，身体力行。
(程晋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