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500年前的古人来说，86岁的人生确实足够漫长。从这层意义上说，生于公元466年、后在北魏皇宫生活了56年的王钟儿，确实有足够时间远远地观察抑或道听途说北魏“子贵母死”旧制的那些血雨腥风。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中，罗新教授以宫女王钟儿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

王钟儿三十岁被掳至平城时，献文帝年仅十五，“军国大权全在皇太后冯氏手里”。“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为抚育两代皇帝的关键人物”的王钟儿，恰好经历了“子贵母死”旧制大发淫威的“高光时刻”。相较于皇宫里那相互厮杀的残酷争斗，王钟儿的命运多舛已是小巫见大巫。

“子贵母死”旧制在北魏的兴起始于道武帝，一百多年先后有八位太子生母因这一旧制丢掉了性命。与当初道武皇帝担心“外戚干政”的出发点明显不同，此后力推这一旧制的极力者，反倒是道武帝当初最担心的那些对象，比如王钟儿时代所经历的常太后、冯太后、大小冯皇后等人。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人力推，就有人极力反抗。最后成功推翻旧制的是宣武帝，但前面多位皇帝的努力反抗显然作出了铺垫。早在道武帝时代，拓跋嗣因母亲贺氏被杀而逃匿。因杀冯太后宠臣李奕，遭到“嫡母”冯太后威逼的献文帝在18岁时便将皇位禅位于年仅5岁的孝文帝。按照罗新的分析，献文帝的禅让更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苦肉计——此举从权力结构上看，似乎更有助于拉大冯太后与权力中心的距离。而孝文帝通过持续与冯太后对抗，终于和冯太后达成了某种默契，“那就是子贵母死仅限于皇长子，其他皇子的生母不仅不得加害，她们还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儿子。”罗新教授认为，“就回归人性而言，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旧制”最后得以推翻确实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与献文帝、孝文帝等人出生后便被从生母身边夺走不同，“孝明帝出生后，由宣武帝亲自安排养于别宫”，也就是说宣武帝最先迈出坚决废除“子贵母死”旧制的实质性步伐。

罗新教授不只是关注宫廷倾轧，还有一些温暖的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宫廷的血腥文化有所平衡。“宣武帝元恪把对于母亲（高照荣）的温暖记忆，转化为亲近和信任那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这一点因与王钟儿慈庆相关，因而本书特别关注”。王钟儿死前孝明帝曾亲自探望，死后朝廷为其举办了隆重葬礼，并由专人撰写墓志，在罗新教授看来这绝非偶然。“宫女的法律地位远比普通农民低下，但她们更靠近权力中心，因而也更有可能偶然地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当然，绝大多数宫女不会有墓志，只有那些在巨大的不幸之后又幸运地在宫女中爬到某个位置的宫女，才可能获得官费安葬甚至刻写墓志的优待”。

书到最后愈发沉重，王钟儿就像是湮没于朝廷暴力争斗中的一叶孤舟，她的出现与否似乎对改变力量走向无关紧要。书的最后，罗新教授引用田余庆先生的话说：“尤以田余庆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余韵悠长：‘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暴力铸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

历史从来没有脚本，文明进程本身也是一种摸索。本书长期隐身的主人公王钟儿，只能算是一个安静地位于宫廷一角的历史见证者，她可能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高寿帮她见证了一个旧制的覆灭，从而也见证了田余庆先生笔下的“文明孕育”。（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