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新的写作计划,已历时近三个月。这三个月,于我个人而言,是一段漫长而跌宕的生命历程。人们常常把人的生命比喻成河流,而我此次要书写的正是我国唯一一条没有天然入海口的大河——淮河。确切地说,我要书写1952年以来,家乡人民的治淮历程。

三个月来,我的案头堆满了从各方搜来的资料、书籍。我在笔记上密密匝匝地写下了淮河在历史长河中的经历。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西部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河谷,淮河干流总体上自西向东流动,流经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全长约为1000公里,淮河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奇怪的是,这么规模庞大的一条河流,居然没有天然入海口。公元1194年至1855年间,黄河多次袭夺淮河,夺取淮河入海口河道为自己的入海口,黄河在夺淮入海的同时,也将自己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在了淮河入海口河道中,最终把淮河入海河道完全淤塞了,令淮河失去了天然入海口。全长约1000公里的淮河,总落差仅为200多米,加上河道弯曲狭窄,导致排水不畅。淮河水系十分庞大,支流众多,其中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数量有21条,汇水量极大。加上淮河没有天然入海口,使得淮河成为我国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河流。新中国成立后,开辟了入江入海水道以及其他治理措施,淮河水患大大减轻。

在阅读、记录与思考的过程中,我原本模糊的写作意图变得越来越清晰。1951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后,我沿淮而居的乡民在“十年九涝、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顿中,走向越来越安定的生活。“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水是开启生命的源泉,也是毁灭生命的凶涛。1991年,12岁的我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水,我见过被大水冲倒的房屋、没在水中的公路以及只露一点树梢的大树。寿县的四个城门被堵死,船泊在城门下,城外一片汪洋。

……

我决定,此次写作,我要将镜头拉近,聚焦于淮河岸边的一些人与事,以微距定格治淮过程中那些如水草般的人和事。无论多么壮阔的大河,河中的水草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的存在见证着甚至影响着河流的命运。河流的发源、变道、分岔甚至荡出的漩涡,都无法避过一株微渺的水草。

确定了写作的目标,我开始进行采访。第一位现场采访的对象是八十八岁高龄的康永年老书记。1934年出生的康老,曾任寿县县委副书记,兼任寿县治淮指挥部指挥。

去康老家采访时,他正伏在书桌上,用两只放大镜叠放起来,照着书上的字。我大声向他打着招呼,他缓缓起身,在家人的协助下,我们开启了访谈。岁月磨损了他的视力与听力,但并未摧毁他的脑力。他思路清晰地向我讲述寿县四次治淮成果。我的录音笔和手中笔飞快地跟着他讲述的节奏。整整两个小时,老人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其间,与他同龄的老伴在送老照片和勋章时,半嗔道:“他又不是我们家人,他一辈子不落家,日夜扑在工作上,全县的沟塘坝渠他都知道都去过。当年小车班的司机都怕跟他下乡,他不分白天黑夜不说,还尽往小路上走……”

一直激情澎湃向我讲述治淮史的康老这才低下了音量。他说:“我没问过家里的事,四个孩子,三个儿子都是放在乡下养大的,没时间带孩子,也没钱养他们。老伴每月二十六块半的工资,顾不过来,我一年到头在外面,工资要在外吃食堂,没钱给家里。”说完,老人像孩子似的嘿嘿一笑,并露出了一丝愧色。但话题一转,他又高声大嗓起来:“治淮前(1951年之前),寿县年产粮食3亿斤,1958年是7亿斤,1978年达10亿斤。现在,粮食年产量是33亿斤了!”

老人回忆起自己1952年早春,作为普通民工参与治淮劳动的情景。那时候,全县20万民工齐上堤坝,千万条胳膊一起挥动着,铁锨铲土,独轮车推土。大家住在简易工棚里,围坐在工地上,吃着简单的饭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齐心协力地干!那场景,令七十年后的我听罢亦感热血沸腾。

采访还将继续,一条河流的命运牵扯到很多人的命运。我想走访更多亲历者,听他们的讲述,于我,不仅是为撰文提供素材,更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就像在康老家,感受到一位老党员老干部的纯粹。

在采访康老之前,我也曾通过文友余茂东,提出采访他曾在乡镇任职的父亲余益环老人。未曾想,不几日,八十七岁高龄的余老字迹工整地书写出三页题为《浅议治水》(此文已刊发于《淮南日报》)的文章,托茂东兄转给我。

这些都是我写作过程中的意外收获。通过采访两位老人,我对自己的书写有了信心。作文如做人,下一步,我要进行的便是摒弃杂念真心真意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