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淮南子学史”上，汉代道家巨著《淮南子》一书曾被著名学者胡适称誉为“绝代奇书”，这一说法在学界广为流传，并时为学者引用，影响深远。但为何胡适会如此重视和推崇《淮南子》，甚至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绝代奇书”？却少有人深入究其根由。实则，胡适对《淮南子》的大力称扬既有学术理念的、思想文化的原因，也有其身为皖籍学者所具的深厚的地方文化情怀的缘故。

胡适称《淮南子》为“绝代奇书”，源出于其在1923年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所作的“序”。正是在此文中，胡适为《淮南子》大鸣不平，批评“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里，对长期以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被边缘”的《淮南子》重新给予审视并高度评价者，除梁启超外，最著者即是胡适。

从学术理念上看，胡适“绝代奇书”说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民国时期新旧学术转变大趋势里的思想产物。“新文化运动”中，学界兴起“整理国故”的浪潮，而胡适作为重要的鼓吹者、推动者和参与者，对如何在中、西学术文化激荡里，合理有效地继承中华传统学术，促其实现现代性转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始终有着自己坚定明确的思想主张。在为《淮南鸿烈集解》所作“序”中，胡适便开章明义地指出“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总账式之整理，一曰专史式之整理”，并逐一具体论说这三种途径的特点及得失。在他看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便属于第二种的研究范畴，是“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这种研究方式是“向来集注、集传、集说之类似之”，贵在能“辨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于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岁终结账然”。因此，如《淮南鸿烈集解》者，在学术史上大都能“综观往岁之盈折”，“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也正是通过对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撰著情况及其书内容的深入了解，胡适感受到《淮南子》一书的宏富精深，并站在“整理国故”的立场上，对其作出“绝代奇书”的学术评价。

从思想文化上看，在为《淮南鸿烈集解》所作“序”中，胡适已充分认识到《淮南子》所特有的思想文化价值。他肯定《淮南子》说：“《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弃其畛挈，斟其淑静，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谓总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胡适这种认识，是其1931年由新月出版社出版《淮南王书》中所言“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的学术渊源所在。在他看来，“总结古代思想”或“集古代思想的大成”，毫无疑问，就是《淮南子》在中国思想文化上最大的特色，也是其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化贡献。胡适对《淮南子》这种“集大成”的学术评价，对后来研究者影响颇深，此种看法以各种“变体”的形式在学界广为传播。

从地方文化情怀上看，胡适与刘文典同为皖籍学者，因此其对《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最精严有法”的积极评价，除去学术性的因素外，也有着出自地方文化情怀的褒扬之意。淮南王刘安等人所撰《淮南子》，是汉代以来安徽文化史上少有的大著作，作为皖籍学者的胡适，一生极为看重此书，甚至1962年临终前还在为自己所著《淮南王书》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手稿本撰“序”。如非出于深挚的地方文化情怀，实难想象胡适会对《淮南子》有此至为亲近之意，并将所著《淮南王书》视为一生所“宝爱”的“未能忘情”之作。

如若说1923年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作“序”时，胡适只是初步形成了《淮南子》为“绝代奇书”的认识，那么，时隔8年之后，在1931年出版的《淮南王书》中，胡适围绕“道”“无为与有为”“政治思想”“出世的思想”“阴阳感应的宗教”等核心内容，对此看法最终做出了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并让《淮南王书》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淮南子》思想的专著，开民国以来“淮南子学史”的风气之先。

将“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淮南子》称誉为“绝代奇书”，即是胡适一反传统学术惯于轻视和低评《淮南子》的学术卓识，更是体现出他作为皖籍学者对淮南王刘安、刘文典等古今同乡学者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不吝给予褒扬的深厚的文化情怀。于此而言，胡适既是《淮南子》的隔代“知音”，也是《淮南鸿烈集解》的同代“知己”！(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