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做出的重大判断，准确把握这一科学判断对我们以坚定自信的姿态迈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变革的基本动力和显著标识，构成时代划分的根本尺度。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则时代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则时代必发生变化。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就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为人类社会解放指出了光明道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这又在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根本性的客体之外，为时代划分提供了以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为衡量标准的主体衡量标准。

20世纪初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指导结合俄国当时的实际，在宏大视野中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推进到更为具体的情势之中。他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另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他以当时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为参考，提出“战争与革命时代”历史定位，为进一步划分时代提供了综合性标准。毛泽东也有关于时代划分理论：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科学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形势，准确划分了整个历史时代，鲜明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正确指明了国家革命的前途和方向，进而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划分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二是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相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准备；三是不同性质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特点任务和时间，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四是反帝反封建需要发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第一步是建立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新中国，第二步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同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关于时代划分的理论还体现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毛泽东在1972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说明我国对外政策，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及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是当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未，邓小平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论断，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时代划分标准尺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结合当今中国现实的科学结论，我们要深刻地学习和领会。(徐佩东 徐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