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楚文化”概念的讨论，是当前安徽省内、淮南市内楚文化研究者尤为关注与聚焦的重要议题。对何为“淮楚文化”，已有学者提出初步的看法，力图准确界定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淮河早报》2024年06月27日第A2版；《“淮楚文化”再议》，《淮河早报》2024年07月25日第A3版）。但就目前的讨论情况而言，围绕“淮楚文化”概念形成较为广泛的学术文化共识，仍有待于时日，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现有讨论中，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楚文化研究者能够进一步深入研讨：
一是“淮楚文化”概念极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有学理层面的因由，也有现实考古发掘成果的刺激。长期以来，论及“楚文化”者，基本上都是将湖北地域为“源头和主干”的“荆楚文化”视作主要对象，乃至于学者们惯常用“荆楚文化”来指称“湖北文化”，认为“荆楚文化是湖北的雅称”（刘玉堂：《荆楚文化通议》，《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潜移默化中将二者等同为一。从学理上看，这自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和立论基础，恰反映出今天湖北地域同先秦时期“楚国历史发展”及“楚文化演进”之间的极为紧密的关联性。但随着2020年来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楚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该墓被确认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楚国最高等级墓葬，墓主人进而被考古学界锁定为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熊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在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性、重要性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显，这“刺激”着安徽省内、淮南市内的学术文化工作者必须重新反思和深刻认识“楚文化”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之间的历史关系，由此促动了“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在先秦时期楚国八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湖北地域无可置疑拥有“源头”的地位，但是否能被单一看作是“楚文化”的“主干”，是否能用“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发展片面地遮蔽“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发展角色、作用、地位及影响，却是很值得人们着眼于考古新发现重新有所审思的课题。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楚国历史发展的“重心”有着变“长江流域”为“淮河流域”的重大转型，尤其是楚顷襄王时期因受“秦”逼而迁都于“陈”后的发展，楚文化在楚“先王”们长期经营淮河流域的基础上，加速同淮河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促使“荆楚文化”与淮夷文化愈益实现深度交融（陈广忠：《四论淮楚文化：淮夷、荆楚与交融》,《淮河早报》2024年7月25日第A4、A5版），其身上的“淮水之风”日益浓烈起来（高旭：《晚楚流韵 淮风悠远——“淮南楚文化”的历史特点》，《淮南日报》2024年6月4日第3版）。实际上，楚国后期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楚文化演进后期的“主干”并非能用“长江流域”的内涵所完全含括，而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并重、共融为“主干”的“新主干”。只有对楚文化的淮河地域内涵及特征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才能深化与更新旧有的学界认知，揭示出中国楚文化丰富复杂、博大精深的历史内蕴。
二是“淮楚文化”概念的泛指与特指。使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必须注意辨析实际内涵的双重性，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淮楚文化”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而狭义的“淮楚文化”则“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淮楚文化”的概念若就广义与狭义的比较而言，前者可视作一种“泛指”的概念，广泛涉及到整个淮河流域境内楚文化的历史发展及遗存现象，现今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等五省都与这一概念存有紧密的历史关联，是“流域性”的楚文化概念的反映；后者则是着眼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流变情况，而又以古代“寿春”（即楚都“寿郢”）为核心的淮河中游地区为最重要的体现与代表，因此用来特别指称现今淮南地域的楚文化历史发展及遗存现象。如何更为准确地区别和界定“淮楚文化”的广、狭二义，对其“泛指”与“特指”的差异性、相通性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是学术文化界就“淮楚文化”概念逐渐形成学理性共识的关键所在，需要淮河流域五省的楚文化研究者多方研讨、共同推进。当前“淮楚文化”的概念只是初步提出，尚在尝试性、探索性的界定过程中，其提出者、使用者、阐释者也以淮南市的楚文化研究者为主，仍未能获得国内楚文化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武王墩楚墓的发掘契机，着力推动“淮楚文化”的概念研究走深走实，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楚文化研究的新创获、新领域、新亮点，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
三是“淮楚文化”概念与“安徽楚文化”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与安徽淮河流域密不可分。先秦时期楚国后期政治重心转移至淮河流域中游的安徽地域，并在此走完最后的辉煌进程，彻底融入于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洪流之中。楚国在淮河流域长期经营，楚文化不断“东渐”于安徽北部的淮水之域，同时也深入到安徽中部的长江流域。虽然楚国后期政治发展是以皖北淮河流域为根据地，但皖中长江流域亦是楚国着重开拓与开发的地区，“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从汉水传播到淮水，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逐渐地吹遍江淮大地”（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楚穆王时期灭六、灭蓼、征服群舒至楚庄王时期彻底攻灭反叛的舒蓼，兵锋直抵长江北岸，与吴、越相邻而角力，安徽长江流域深受楚文化的风气熏染，最终完成了融入“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对现今安徽地域来说，楚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含括着安徽淮河流域楚文化与安徽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两大历史构成，这正是安徽地域在中国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性所在。湖北地域楚文化总体面貌反映为长江流域楚文化，与安徽地域相较，缺少了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异军突起”式的体现，而安徽地域楚文化则既有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厚重蕴涵，又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的重要展现，整体上反映为“江”“淮”楚文化的二重变奏，更能彰显出中国楚文化吞“江”纳“淮”、“江”“淮”一体的雄浑气魄与奇绝多彩。也因此，“安徽楚文化”这一概念实与“淮楚文化”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差异之别，不能混同而论。准确地说，“淮楚文化”概念属于“流域性”的历史文化概念，而“安徽楚文化”，则属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概念，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跨区域性”，需要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地理空间视角来衡量把握。广义的“淮楚文化”超出了“安徽楚文化”的范畴，但狭义的“淮楚文化”则是“安徽楚文化”的最为核心、最为厚重、最为精彩的历史构成。
淮南市是“楚国最后国都所在地”，更是“楚文化遗存的密集地”，“楚文化辉煌的重要展示地”，理应争取成为国内新的“楚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越来越能“讲好安徽楚文化故事”，“展示好楚文化魅力”（李松：《讲好安徽楚文化故事》，《安徽日报》2024年8月6日第6版）。“楚文化”因武王墩楚墓的考古发掘而在国内外掀起新的热潮，这对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既是前所未有的学术契机，更是前所未有的学术挑战！如何更加准确地把握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质与特色，进而萃取提炼出充分显现雄浑奇彩之“楚风”的当代淮南城市精神（岳葆春等：《何以淮楚 只此淮南——散论淮楚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提取与培育》，《淮河早报》2024年9月26日第A1版），这极为有待于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真正夯实“淮楚文化”概念的“第一块”学理基石。
（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