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楚文化”的历史特点
从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元（《系本》作“熊完”）东徙都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命曰郢”，至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俘获楚王负刍，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中心东移淮水中游的寿春长达18年。曾在江汉流域兴盛繁荣的楚文化，在淮河流域走向了最后的落日辉煌。也由此，为我们当前研究阐释别具特色的“淮南楚文化”奠定了历史基础。何谓“淮南楚文化”？即是以现今寿县为中心地域，扩展至淮南市全境的先秦楚文化遗存（凡带有“楚风楚韵”印记的物质的、精神的人类文化创造物皆属其中）为基本内容而形成的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态。“淮南楚文化”是“安徽楚文化”“中国楚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后两者的杰出代表之一。与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相较，“淮南楚文化”既有着“楚文化”的一般性的共同特征，也表现出深受晚楚政治发展及淮水地域影响而形成的新的历史特点。具体而论，其要有三：
一是先秦时期楚文化的最后精粹浓缩聚集于淮南楚文化之中。由于寿春是楚国发展史上最后一个正式的“郢”都，也是最后一个长期用心经营的政治文化中心，故而楚人在从公元前241年决定向东徙都寿春之后，即将楚国王室及贵族精英阶层的珍宝重器一并辗转迁移到了寿春，这让寿春成为八百年楚国史上最后一个全面浓缩、聚集与承载楚文化历史遗产的“胜地”，也让淮南地区成为楚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厚重的“楚墟”。因此，如要深入系统研究楚文化的历史蕴涵，就必须对“淮南楚文化”给与特殊的关注与重视。任何一种文化在走到其最后的发展归宿之际，必然会将最为核心的文化精粹及精神予以“回光返照”般的灿烂呈现，以图在历史上留下自身至为鲜明的独特印记。楚国对最后一个郢都“寿春”的耗尽全力地营建，使之成为了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列国都城之一。乃至于楚人以寿春为“郢”都后，无论受到秦国何种政治军事压力，都未有再一次向东“徙都”以求苟存的冲动，这实与楚国国力在寿郢的长期营建中渐损殆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
二是楚文化发展由“江”变“淮”所带有的浓厚淮水之风在淮南楚文化中有着突出反映。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面对强秦的进攻，不得已避退至陈县（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并以之为新都，号为“陈郢”或“郢陈”。楚国政治中心虽在陈郢存在长达37年，但却一直只将其视为临时国都，并未如以后的“寿春”一般正式“命曰郢”。继陈郢之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曾“徙于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境内），将“钜阳”作为楚国的临时政治中心来对待（实则发挥陪都的作用），其实际地位及作用远不如陈郢。从楚国政治中心迁移到陈郢之后，楚文化发展便进入了以淮水流域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当楚考烈王再次“东徙都”至“寿春”这一淮河中游的咽喉要地、关津枢纽后，晚楚文化所具有的淮水之风的特点便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寿春作为最后的楚“郢”，位于颍口下游，八公山之阳，淝水由东向西经城北入淮，可谓是依山傍水、山水灵地，既是“地险所在”，又得淮水、淝水及芍陂的农业灌溉之利，是淮河流域不可多得的立“都”宝地。现有的考古发掘证实，寿春城沿着淝水河床而营建，再由城南的芍陂“引流入城，交络城中”，形成了都城内外相互贯通的水运网络交通体系，并根据特定水道将城区切块划分，合理布局（陈得时《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这让寿春成为一座依“淮”而建、饮“淮”而居、运“淮”而商、守“淮”而御的淮域新“郢”，在楚国建都史上别开生面、独具特色，显露出晚楚政治变迁与千里长淮之间的特殊因缘。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960年在寿县城南邱家花园附近出土的5枚“鄂君启节”（舟节2枚、车节3枚，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作为楚怀王熊槐颁赐给鄂君“启”用于从事水陆经商活动，出入各地关卡的特许免税的重要凭证，也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楚都寿郢所具有的淮水流域交通要枢的历史影响，其确为战国时期楚国贯通联络汉水、长江与淮河三大水路的关键节点之一。选择“寿春”作为“郢”都，是战国末期楚国最为重大的政治决策之一，由此兴于江汉，扎根江淮，亡于寿春，便成为楚国最终的命运归宿。
三是淮南楚文化的考古学内蕴在楚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占据着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一座楚‘郢’都、两座楚王墓”是淮南楚文化在考古学上对楚文化目前已知的最大贡献，在整个楚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历史地位。“一座楚‘郢’都”即是战国时期的寿春故城遗址，位于今淮南市寿县东南，周长20.90公里，面积26.35平方公里，其规模比楚文化鼎盛时期的“栽郢”（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遗址）大得多，后者周长15.506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须知，“栽郢”是楚国长达220年左右的都城，经过了长期的营建，而寿郢则仅是楚国最后18年的都城，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及规模大小的差异均显而易见。对寿春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无疑是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淮南楚文化的历史骄傲。“两座楚王墓”即“楚幽王墓”和“武王墩楚王墓”。前者位于今淮南市谢家集区双庙村的李三孤堆，在1933年、1935年、1938年曾连续三次被地方劣绅及腐败官僚所盗掘，造成了楚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后者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也曾险遭盗掘之厄，但庆幸的是及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并于2019年1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后正式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24年4月，国家文物局在淮南市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发布武王墩一号墓阶段性发掘成果。截至目前，文物考古部门已初步认定该墓为战国晚期楚考烈王墓。以上“两座楚王墓”都是罕见而恢弘的楚文化宝库，都出土了楚文化的众多的珍宝重器，是迄今为止国内正式发现确认的两座楚王墓，特别是“楚幽王墓”，更被学界视为“楚文化这个学科诞生的序曲”（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楚文物的第一次大发现。毋庸置疑，淮南市是楚文化考古发掘的“宝地”，是一座能不断惊艳世人的当代“楚城”！
作为中国楚文化的重要构成、安徽楚文化的杰出代表，淮南楚文化有着不同于其他楚文化地域的鲜明特色，展示出战国晚期楚文化最后的历史辉煌。淮南楚文化不仅集中反映了八百年楚文化发展的精粹所在，而且体现出显著的淮水地域之风，并在考古学意义上大放异彩、令人瞩目。这些历史特点无一不显现出淮南楚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如何更好地研究阐释、传承利用“淮南楚文化”的丰厚历史遗产，让这朵地域文化之花在“中国楚文化”的百花园中更加明丽绽放，被世人所爱重欣赏，实为当前淮南市最应着力解决的时代性课题！(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