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书纪传体通史体例，史学和文学价值受到后世充分肯定。但《史记》瑰丽独特的经济思想同样具有重要开创地位，主要集中在《史记·货殖列传》著述里，今天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货殖列传》说什么呢？“货殖”就是从事商品交易和财富增值的经济活动。秦汉时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不高。《货殖列传》讲了四方土特物产，各地风情市俗，肯定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求利求富人性和因地制宜获得财富的路径，记录了吕不韦、范蠡等致富事迹，指出从事“末业”如陆地养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市场上卖油、卖水、卖羊肚都可发家，赞扬他们不耻微小、心志专一的致富捷径，开了为富商大贾立传的先河。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敏锐注意到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意识对当时全国27个重要城市进行盘点，特别选出9个冠以“都会”称谓。《货殖列传》里的九大“都会”，是先秦西汉时期当时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寿春能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跻身九大“都会”之列有四大原因：

自然环境优越。淮南地名称谓形成悠远，最早出自晏子：“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由此可知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秦汉时期的淮南泛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俗称江淮，其核心区域集中在寿春。历史上淮南地区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淮夷”在此形成部族，楚庄王13年(公元前601年)平定群舒之乱后，正式将淮南地区纳入版图，为巩固楚东疆南下与吴越抗衡、北上问鼎中原，特别重视淮南地区的发展，根据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降水不均易旱特点，兴建了许多陂塘蓄水工程。其中以芍陂(今安丰塘)工程规模最大、蓄水量最多、灌溉面积最广，“陂径百里，灌田万顷”。楚迁都寿春至亡19年，经营淮南地区二百多年，蔡楚文化繁盛；汉初置淮南国王都治寿春，只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叛死，国除，寿春为九江郡治。淮南地处淮北平原向江淮丘陵过渡带，暖温带半湿润和亚热带湿润气候交汇处，寒暑适宜，四季分明，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河渠湖泊密布更兼有灌溉、蓄水、滞洪、航运于一体的芍陂工程，五谷皆兴、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殷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民间仍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

地处交通要道。寿春滨淮河傍肥水依八公山，位于肥水入淮河之口，控扼淮、颍，襟带江沱，水运发达。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曾修筑鄂君启车节大道，寿春成为北上南下的交通枢要，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称谓。秦一统天下，全国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汉代经过初期休养生息至武帝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陆交通网络更加发达。俗语“要想富，先修路”永不过时，交通便利是百姓致富和城市经济兴盛的必要条件。

政治文化的影响。淮南早在远古夏禹时期已获得开发，春秋时期是州来国蔡的属地，春秋时期楚国又在淮南地区设立经济中心名为“啻苴之田”，战国末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徙都于寿春，命曰郢”，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破楚亡郢；汉初置淮南国王都于寿春。寿春长期都是当时东南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当地商业文化浑厚。寿春居于南北交通枢要，成为鄂豫皖三地货物集散中心，正因为四通八达，淮南人见多识广、思想开放、不封闭不狭隘，精明干练，但精明却不狡诈，干练却不奸滑。淮南人善于并精于经商，这也是寿春最终能跻身“九大都会”之列的重要原因。正如《货殖列传》所言各地风俗不同，文化各异，资源不同，先天条件也不一样，但各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都能因地制宜繁荣经济。(程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