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民本”理念及精神深受先秦诸子之学的熏染，具有多元化的思想渊源，其中尤以道、儒为著，墨、兵次之；这种“民本”理念及精神既是对先秦诸子之学的历史继承，更是融会性的新发展。他认为统治者应顺应民心，以民心为基础，以民意为转移，不以一己或少数人意志取代百姓意志，更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民身上。

《淮南子》与先秦老庄道家不同，它反对墨守成规，提倡社会变革；赞扬古代以民为本、以德安民的社会秩序。它认为统治者要想天下安宁，就必须在首先保证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再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社会变革。他在《汜论》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在刘安看来，只要方法措施有利于人民、国家，统治者就不必受制于既有制度，完全可以废除不适宜现实形势发展的“先王之制”。《淮南子》一面赞美勤俭治国的明君，一面猛烈抨击赋敛无度，“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主术》）的荒淫君主。批判他们凭借无限的权力挥霍享乐，构筑“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蛡蛿绮绣，宝玩珠玉”（《主术》），导致了“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的社会灾难。其强调勤俭，反对奢侈的政治主张对我们今天建立节约型社会也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淮南子》带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它明确提出“民者，国之本也”，把人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进而指出“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在这一观点政策措施上，《淮南子》主张勿夺农时、约减政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施政宽简，从而做到爱民、安民、利民；而这些正是得民的前提，得民与否，是治国成败的关键。《淮南子·主术训》云：“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弛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智虑，有仁爱诚心，以公心教化子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人人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在一起。通过炎帝神农的例子，阐述爱民、为民、利民的高尚风格。《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解决氏族成员的生存问题，“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描写出炎帝神农时代“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和谐社会状况，体现出刘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尊重和利用，体现出《淮南子》的“谐天”、“和人”、“融己”、“化民”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理念和原始“天下大同”的民本思想，成为后世社会追求的目标。

《淮南子》还强调治国与修身都离不开“仁义”和“行善”这些优良品性，正如《主术训》所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如能这样综合激发人之优秀品性的话，那也就可称之为仁政或德政，所以《淮南子》说：“地以德广，君以德尊……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而之所以能这样，就在于伏羲、神农、夏禹、商汤、周文王推行德政的缘故，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德之所施者博”(《缪称训》)。所谓德人，安居时没有私念，行动时没有谋虑，内心不藏是非善恶。他乐于与四海之民共享利益，以天下百姓的富足为满足。心忧民众，人民共享富贵，这就是真实的刘安。他为帝王和官吏们树立了一个亲民、爱民、利民的典范，具有永恒的价值。(刘勇)